凉的。

    “苏小姐，你问我这些，我回答了。现在轮到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问。”

    “你今天来，带红烧肉了吗？”

    苏砚看着他。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两个人中间的地板上，像一条发着光的河。河这边是她，河那边是他。河水是光做的，没有温度，也淌不过去。

    “没有。”她说。

    “为什么？”

    “因为您不是我父亲的客人。”

    周牧之的喉结动了一下。他的手把紫砂杯放回桌面，放得很轻，杯底和桌面接触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然后他做了一件苏砚没有想到的事。他弯下腰，把书桌最下面那层抽屉拉开。抽屉很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档案盒，蓝色封面，书脊上贴着白色的标签，上面印着编号和案名。他一个一个地翻，手指从那些标签上滑过去，发出干燥的纸张摩擦的声音。

    翻到最底层，他停住了。那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编号，没有案名，封口处贴着一张发黄的封条。封条上的字迹是钢笔写的——“1997年7月，归档时封存。周牧之。”他把信封拿出来，放在桌上。信封不厚，但沉，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一个装了太多东西的枕头。

    “这封信，我在案卷归档那天封起来的。”周牧之的声音忽然老了。不是那种虚弱的老，是那种把扛了一辈子的东西终于放下来之后的老，肩膀忽然塌下去，脊背忽然弯了几分。“二十七年。我把它锁在抽屉最底层，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我不敢。”

    “里面是什么？”

    “你父亲真正的专利文件。三项。盖着专利局的原始印章，申请日期是1997年2月。不是6月被驳回的那三份。是原始的。技术细节完整，实验数据齐全，附着他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线条很细，标注很清楚，每一张图纸右下角都签着他的名字——苏正清。字很工整，像他择的葱一样，一笔一笔，都择得一样齐。”

    苏砚的呼吸停了一瞬。这一瞬很短，短到周牧之如果眨了一下眼睛就会错过。但他没有眨。他看见了。他看见这个从进门开始就像一面结了冰的湖的女人，冰面上终于裂开了一道缝。缝隙很小，小到只够漏出一滴水。但那是水。不是冰。

    “你为什么不销毁？”苏砚问。她的声音终于有了变化。不是哭了，是冰裂开的声音——不是碎，是裂。裂了，但还撑着。

    “不知道。”周牧之低下头，看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封条上的字迹是他二十七年前写下的，墨色已经淡了，但笔画还在，一笔一划，还是当年的骨头。“也许是给自己留一个证据。证明自己做过这件事。证明自己知道这件事。证明自己在做了这件事之后，没有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他把信封推过桌面。牛皮纸信封滑过光滑的桌面，滑过那条夕阳铺成的河，从河的那一边滑到这一边，停在苏砚面前。封条上的字迹朝上，正好对着她的眼睛。

    “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东西。”周牧之说，“我替他保管了二十七年。现在还给他。”

    苏砚低头看着那个信封。牛皮纸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磨损，露出里面档案纸的边。封条上“周牧之”三个字，钢笔写的，笔锋很利，“之”字的最后一笔往上挑。和陆时衍给她看的那份案卷上的签名，一模一样。她没有拆。她把信封拿起来，放进随身带来的布袋里。布袋是米白色的，棉布的，上面印着一行字——“苏氏科技”。字是红色的，洗了很多次，红已经淡了，淡成了一种接近赭石的颜色，像凝固了很久的血。

    她站起来。周牧之也站起来。两个人隔着一张书桌，隔着那条正在一点一点变淡的夕阳。窗外的罗汉松沉默着，针叶墨绿，新叶和枯叶挤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

    “周先生。”

    “嗯。”

    “罗汉松不落叶，但枯了的针叶挂在枝上，会抢新叶的阳光。该剪的，还是得剪。”

    周牧之没有回答。苏砚转身往门口走。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那张照片，您留着。我妈拍它，不是为了让我记住。是为了让有一天看见它的人，也记住。”

    她走了。脚步声从书房门口移到走廊，从走廊移到玄关，从玄关移到大门口。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然后安静了。

    周牧之站在书桌前，站了很久。夕阳一点一点地从地板上退走，从书桌腿退到墙角，从墙角退到窗台，最后退到罗汉松的针叶尖上，颤了一下，灭了。他拿起紫砂杯，把杯里那半杯冷茶喝干。茶很苦。泡了太久的铁观音，茶叶早已泛黄，苦味从舌根一直蔓延到喉咙。

    他走到窗边，看着花园。苏砚的身影正沿着花园的小径向大门口走。步伐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鞋带系在左边，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她手里拎着那个米白色的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七年前的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她父亲亲手绘制的设计图，线条很细，标注很清楚，每一张图纸右下角都签着名字。苏正清。字很工整，像他择的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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