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声音一直很平。从头到尾，每一个字的音量、语速、音调，都没有任何变化。像一个人在念一份已经背了无数遍的证词，念到后来，那些字已经不再是字了，变成了某种比字更硬、更冷、更不会变形的东西。

    “拍完这张照片，我妈站起来，拉着我的手继续走。她没回头。我也没回头。”苏砚停了一下，“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想，我妈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是想记住什么？还是想忘记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都不是。”

    “是什么？”

    “是证据。”苏砚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一片梧桐花落在水面上。“我妈怕自己将来有一天会原谅。所以她拍了这张照片。每次想原谅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

    周牧之的手不敲了。他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十根手指互相扣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盯着书桌上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小女孩低着头，看不见脸，只能看见两个羊角辫，一左一右，用红皮筋扎着。红皮筋在阳光里亮得像两颗小小的山楂。她的鞋是白色的，系着鞋带，结打在左边。她母亲蹲在旁边，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手指上还沾着系鞋带时从鞋面上蹭到的灰。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叠在一起，像一棵被砍断了的树的横截面。

    “你母亲——”周牧之的声音忽然哑了，像一把二胡的弦被人猛地松了一扣，“她现在还好吗？”

    “走了。五年前，肝癌。”苏砚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和她刚才说“白水就好”一模一样。“走之前那几天，她忽然让我给她做一碗红烧肉。我做了。她吃了三块。吃完之后，她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很久没说话。我以为她睡着了。后来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肉偏甜了。你爸烧的，不放糖。’”

    苏砚把白瓷杯端起来，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口喝干。温水从喉咙里淌下去，没有味道。她放下杯子，杯底和桌面碰出轻轻的一声响。“周先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问您为什么在案卷上签名。不是为了问您拿了多少钱。也不是为了听您说‘那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这些答案，我这些年自己都找到了。我今天来，就是想看一看——”

    她抬起眼睛，看着周牧之。“看一看在案卷上签名的这个人，现在每天早晨推开窗户，看见的风景是什么样的。种的花是什么样的。写的字是什么样的。喝的水，是什么味道的。”

    周牧之的手指松开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已经长了老人斑，浅褐色的，零零星星的几颗，像宣纸上的墨点不小心溅到了手上。这双手写过很多字。起诉状，代理词，判决书，仲裁申请，破产案卷宗。也签过很多名。每一个签名都落得很稳，周牧之三个字，一笔一划，从不连笔，从不潦草。他一直觉得，一个人的签名就是他的骨头。骨头正，签名就正；骨头软，签名就软。现在他看着自己这双手，忽然想不起来，自己的骨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软的。不是1997年。更早。早到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也许是第一次在饭局上端起那杯被人敬的酒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在案卷里看见那个数字却装作没看见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用“程序正义”四个字说服了自己之后。他记不清了。软不是一下子软的，是一点一点软的，像冰化成水，像木头朽成屑。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立不住了。

    “苏小姐。”他开口了。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隔着好几道门。“你父亲的红烧肉，真的不放糖？”

    “不放。”

    “肉本身的甜味，真的能焖出来？”

    “能。焖够了火候，甜味自己就出来了。”

    周牧之慢慢站起来。他的手撑着桌沿，站起来的时候膝盖轻轻颤了一下，但他稳住了。他走到窗边，看着花园里那几盆罗汉松。最老的那一盆，树干上的勒痕已经看不见了，树皮长合了，光滑完整，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但他知道那道勒痕还在。树知道。

    “我每天早上六点推开窗户，看见的是这几盆罗汉松。”他说，声音背对着苏砚，被玻璃窗挡回来，有些发闷。“松针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不落叶。秋天不落，冬天也不落。好看是好看，但看久了，你会发现它不换叶子。老的针叶枯了，也不落，就挂在枝上，和新叶挤在一起。你得分清楚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分的次数多了，你就不想分了。”

    他转过身来。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很长，很瘦，从书桌前一直延伸到苏砚脚边。“我写的字，你刚才看见了。一个‘法’字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不是手不稳。是心不定。”

    他走回书桌前，把纸篓里那个纸团捡起来，展开。宣纸上，“法”字的三点水旁饱满欲滴，“去”字的第二笔歪歪扭扭，墨痕拖出去老长。他低头看着这个字，看了很久。“我喝的水，什么味道——”他拿起自己桌上的茶杯。紫砂杯，杯壁上养出了一层温润的茶垢，深褐色的，像老树皮的颜色。杯里还剩半杯冷茶。他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感受紫砂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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