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一笔，都择得一样齐。

    周牧之看着那个身影走远。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她转过身，面朝别墅的方向，站了几秒钟。距离太远了，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他看见她抬起手，把被风吹散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那个动作很慢，慢到像一个人在很深的水里慢慢浮起来，水从她脸上退下去，一点一点地露出眉眼、鼻梁、嘴唇。

    然后她转过身，走出了大门。

    周牧之站在窗前，站到夜色完全落下来。保姆进来开灯的时候，他还在站着。

    “周先生，晚饭您想吃什么？”

    “红烧肉。”他说。

    “好的，我让厨房——”

    “不用。我自己做。”

    保姆愣了一下。她在周家做了七年，周先生从来没进过厨房。她想说什么，但看见周牧之的脸色，把话咽了回去。周牧之走进厨房。厨房很大，厨具一应俱全，但他找了很久才找到砂锅。砂锅是新的，底上还没有养出那层温润的釉色。他把砂锅放在灶上，打开冰箱，拿出一块五花肉。

    他把肉放在砧板上，拿起刀。刀也是新的。他切得很慢，每一块都切得不整齐。有的厚了，有的薄了。他把切好的肉放进冷水里，开火，焯水。水开了，血沫浮上来，他拿勺子撇掉。然后他把肉捞出来，沥干水。

    锅里倒油。油热了，他放了几片姜。姜片在油里卷起来，边缘焦了，发出噼啪的声响。他把肉倒进去。肉块落进热油里，滋啦一声，油花溅起来，烫在他手背上。他没有躲。

    翻炒。加酱油。加料酒。加水。

    水开了，他把火调到最小。盖上锅盖。

    砂锅盖子和锅身之间有一道缝隙，热气从那道缝隙里钻出来，带着酱油和料酒混合的香气，在厨房里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他站在灶台前，看着那缕热气。灶台的灯光照在砂锅上，把锅盖上的水珠照得亮晶晶的，一颗一颗，像很小很小的灯。

    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一个他这二十七年来从没想起过的细节。

    1997年6月，苏氏科技破产案开庭前一周，苏正清来找过他。不是在他的律所，是在法院门口。那天下着雨，苏正清没有打伞，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眼镜片上全是水珠。他拦在周牧之面前，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

    “周律师，”他说，雨水从他眼镜片上淌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这是我三项专利的原始文件。原件。不是副本。是我从实验室里一张一张画出来的。您看一看。您只要看一看，就知道我不是骗子。”

    周牧之没有接。

    苏正清的手伸在雨里。牛皮纸信封很快被雨水打湿了，纸面洇开一片一片的水渍，像地图上被淹没的陆地。他举了很久。久到信封开始变软，封口处的胶水被雨水化开，封舌翘起来，露出里面档案纸的一角。然后他慢慢把手收回去，把信封塞回公文包里。拉链拉了一半卡住了，他用力一拽，拉链头崩飞出去，掉在地上的积水里，弹了一下，不见了。

    他没有去捡。他站在雨里，看着周牧之。雨水从他的眼镜片上淌下来，淌过鼻梁，淌过嘴角，淌过下巴，一滴一滴地落在胸前的衣服上。那件白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能看见里面瘦削的肩胛骨的轮廓。

    “周律师，”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您也是父亲。您也有女儿。”

    然后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积水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他的背影在雨幕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小，最后拐过街角，消失了。

    那是周牧之最后一次见到苏正清。两周后，苏正清从楼顶跳了下去。

    砂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周牧之伸手把锅盖揭开一条缝。热气呼地涌出来，扑在他脸上。锅里的肉块在酱色的汤汁里微微颤动着，肥肉部分还没有焖透，是白色的，不是琥珀色。他盖上锅盖，把火再调小一点。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他走出厨房，走到玄关，从鞋柜最底层翻出一双旧皮鞋。鞋底磨得很薄了，鞋面上有细密的裂纹，像干涸的河床。他把鞋穿上，系鞋带。他系鞋带的方式是结在中间，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系的。他蹲在那里，把鞋带拆开，重新系。系完，拆开。再系。这一次，他试着把结打在左边。

    系好了。他站起来，走了两步。鞋带没有松。但脚感不一样。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就是不一样。左边系结的那只脚，鞋面贴合的角度偏了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让整个脚掌落地的方式都变了。

    他在玄关站了很久。

    然后他走回厨房。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他打开锅盖，用筷子夹起一块肉。肉还没有焖透，肥肉部分还是白的，筷子夹上去发硬。他把肉放进嘴里，嚼了嚼。瘦肉柴了，肥肉腻了，酱油的咸味浮在最外面，肉的甜味没有出来。火候不够。他盖上锅盖，把火又调小了一点。小火慢焖，不急。他忽然不怕等了。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落下来了。厨房的灯光把砂锅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个蹲在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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