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透了以后，阿贝才敢把包袱里的干饼拿出来。

    她在十六号码头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天。从清晨到日暮，看着轮船一艘一艘靠岸又一艘一艘离开，看着扛麻袋的苦力们换了两班岗，看着卖茶叶蛋的阿婆把炉子里的煤球换了三回。没有人注意她。上海太大了，大到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就像黄浦江里多一滴水少一滴水，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干饼是养母临行前塞进包袱的。饼已经硬了，边缘干得裂了口，咬一口要嚼上老半天才能咽下去。阿贝一小口一小口地啃，把掉在膝盖上的芝麻一粒粒拈起来放进嘴里。她吃得很慢，不是因为舍不得——好吧，确实舍不得。包袱里一共只有四张饼，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下一顿。

    码头的灯陆续亮了起来。十六号码头是法租界的产业，沿江立着几盏铁架电灯，灯罩是乳白色的，发出来的光不像油灯那么昏黄，而是一种冰凉的、带着蓝头的白。灯光铺在江面上，被波浪揉碎了又拼起来，像一地银色的碎瓷片。

    阿贝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从长椅上跳下来。她走到江边，扶着石栏杆往远处看。

    这就是上海。

    江对岸是一排洋行大楼，每一栋都有五六层高，墙壁是花岗岩砌的，窗户上装着锃亮的铁栏杆。楼顶上竖着各式各样的旗子，有她认识的——英国的米字旗、法国的三色旗、日本的太阳旗，还有好些她认不出来的。白天那些旗子迎风招展，花花绿绿的，像万国博览会的招牌；到了夜里，旗子降下来了，大楼里的灯却亮了起来，窗户一格一格地亮着，倒映在江面上，像是有人在江底修了一座水晶宫。更远处，外滩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约约，像一只伏在江边的巨兽，脊背上缀满了光。

    “好看吧？”一个声音忽然从旁边冒出来。

    阿贝吓了一跳，往旁边跳开一步。一个穿着补丁褂子的少年不知什么时候蹲在了石栏杆底下。他看上去十五六岁，比阿贝小一点，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凸起，两只眼睛却格外亮，像两颗刚从煤灰里扒出来的玻璃弹珠。手里捧着一个烤红薯，红薯皮已经烤焦了一大块，他却啃得津津有味，嘴角沾了一圈黑。

    “你蹲在那里干什么？”阿贝警惕地看着他。

    “吃红薯。”少年举了举手里的烤红薯，理直气壮地说。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吃完了看月亮。”

    阿贝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是有月亮，半圆的，被江面上的水汽晕开了一圈毛边，不算亮，但足够在石栏杆上投下一层薄薄的银灰色。

    “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月亮不要钱。”少年把最后一块红薯皮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嘎嘣响，“上海这地方，不要钱的东西就剩三样——月亮、西北风，还有黄浦江的臭水。前两样管够，第三样管吐。”

    阿贝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一笑，绷了一整天的戒备忽然松开了。她重新靠在石栏杆上，跟少年并排站着。江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到眼睛上，她抬手拨开。

    “你是今天刚来的？”少年侧过头打量她。他的目光在她脚上那双崭新的布鞋上停了半秒，然后移开了。

    “你怎么知道？”

    “看你的鞋。鞋底是新的，干干净净的，一看就没走多少路。在上海待过三天以上的人，鞋底都是黑的。”少年把两只脚往前一伸。他脚上的布鞋已经看不出颜色了，鞋底磨得跟纸一样薄，右脚的小脚趾从破洞里钻出来，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你看我的。”

    阿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新布鞋。鞋底确实还干净着，只有一层薄薄的灰。她今天走了不到三里路——从码头走到十六铺，又从十六铺走到这里，来来回回地走，不敢走远，怕迷路。

    “我叫小扣子。”少年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朝她伸过来。

    “阿贝。”

    “阿贝？”小扣子歪着脑袋想了想，“姓什么？”

    阿贝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姓什么？姓莫？那是养父的姓，还是亲生父亲的姓？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清水镇，所有人都叫她阿贝，没有人问过她的姓。莫老憨的女儿就叫阿贝，跟姓莫姓李姓张没有关系，只要她是莫老憨的女儿就够了。可是到了上海，忽然有人问她姓什么。她说不出来。

    “没有姓。”她最后说。

    小扣子没有追问。他好像很理解这个答案，只是点了点头，把话题转开了。

    “你今天晚上睡哪儿？”

    阿贝又沉默了。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离开清水镇的时候，脑子里只装着三件事——挣钱、给爹治伤、寄钱回家。至于到了上海住在哪儿、吃什么、遇到坏人怎么办，她统统没有想。不是不想，是不敢想。有些事，一想就迈不开腿了。

    小扣子从她的沉默里读出了答案。他拍了拍手上的红薯皮渣子，站起来。他站起来才发现，他其实比阿贝高半个头，只是平时总是缩着肩膀，看起来才显得矮。

    “跟我来。”他说，“码头三号仓库后面有个地方，刮不到风。去晚了被人占了就没了。”

    阿贝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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