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离开清水镇那天，天还没有亮透。

    农历二月的江南水乡，清晨的雾气象一层薄纱，把整个镇子裹得严严实实。码头边的乌篷船挤挤挨挨地泊在一起，船头的灯笼早已熄灭，只剩几缕残烟在雾气里若有若无地飘。河面上偶尔冒出一串气泡，是鱼在啄水草的根。

    阿贝站在船头，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包袱不大，里头装着两件换洗的粗布衣裳、一幅她绣了大半年的《水乡晨雾》、一只养父用桃木削的小木马——那是她从小到大唯一的玩具。还有那半块玉佩，被她用红绳穿起来，贴身挂在脖子上，藏在衣襟最里面，贴着心口的位置。

    养父莫老憨蹲在船尾，佝偻着腰，一声不吭地解缆绳。他的手指在晨风里有些发僵，粗粗的麻绳解了好几回才解开。船身微微一晃，荡开一圈涟漪，把倒映在水面上的天光揉碎了。

    “阿贝。”养母从船舱里钻出来，手里拎着一双布鞋。

    那是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鞋面是藏青色的，针脚密得看不出缝隙。鞋底的边缘还沾着一点白面粉——是纳鞋底时用来做记号的粉线没拍干净。鞋帮内侧绣着两朵小小的桂花，桂花的颜色跟阿贝的名字一样，贝母白。

    “到了大上海，要穿鞋。”养母把鞋塞进阿贝手里，声音跟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像灶台上文火炖着的汤，“码头上碎石子多，玻璃碴子也有，光脚走要扎坏的。”

    阿贝低头看着手里的布鞋。鞋底很厚，捏上去却软硬适中，是养母熬了七八个晚上才纳出来的。她记得前天夜里，自己一觉醒来，还看见养母在油灯下飞针走线，嘴唇抿得紧紧的，额头上映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娘，你的手……”阿贝抓住养母的手，翻过来看。那只粗糙的手上缠着一圈旧布条，虎口处渗出一片淡红色的血印子。纳鞋底要用锥子先在千层底上扎出孔，再用大针带着麻线穿过去，每一针都要使上全身的力气。养母纳了几十年鞋底，手上的茧子比男人的还厚，可这几天赶工赶得太急，锥子打滑，在虎口上戳了一个口子。

    “不碍事。”养母把手抽回去，反过来拍了拍阿贝的手背，“到了外头，别跟人家说你是渔民的娃。上海人势利，瞧不起打鱼的。”

    “我就说我是绣娘。”阿贝笑了笑，把布鞋小心翼翼地放进包袱里，“娘，等我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和爹一人做一身新衣裳。你这一身蓝布褂子，都洗得发白了。”

    “新衣裳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养母摆摆手，转身钻回船舱里去了。

    可阿贝分明看见，养母转身的时候，抬起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

    养父把船撑离了码头。竹篙往河底一插，一撑，乌篷船便悠悠地荡了出去。岸上的垂柳刚冒出鹅黄的嫩芽，枝条在晨风里轻轻摇摆，像是替这个住了十六年的水乡跟阿贝挥手告别。

    阿贝站在船头，望着码头上越来越小的石阶。那石阶被水泡了几十年，长满了青苔，每一级都被磨得光溜溜的。她小时候光着脚在那石阶上跑上跑下，滑倒了无数次，膝盖上磕出的疤现在还在。养母总是在她摔倒了也不来扶，站在船头喊：“自己爬起来！摔一跤就哭，长大了怎么办？”

    那时候阿贝觉得养母心肠硬。后来她长大了，才明白养母的“硬”是另一种软。

    船拐过一道弯，码头的石阶彻底消失在雾气里了。阿贝还站在那里，一只手攥着包袱的带子，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摸着脖子上的红绳。红绳被她的体温捂得温热，绳子上那半块玉佩贴在锁骨上，凉丝丝的。

    养父忽然开口了。

    “你亲爹是个大人物。”

    阿贝浑身一震，转过头来看着养父。养父没有看她，依旧一篙一篙地撑着船，眼睛望着前方雾气蒙蒙的河道，脸上的皱纹在晨光里像干裂的河床。

    “十六年前，我在码头捡到你的时候，你身上的襁褓是绸缎的，玉佩也是好玉。穷人家的孩子用不起这种东西。”养父的声音很低，低得快要被船桨划水的声音盖过去，“我那时候就知道，你早晚是要回去的。”

    阿贝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她想说“我不回去”，想说“你们就是我亲爹亲娘”，想说“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可她什么都没说出口。因为她知道，养父不需要听这些。

    养父也不需要安慰。一个在水上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渔民，见惯了风浪，见惯了生死，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像在说“今天河里水大”或者“西边的鱼比东边多”。

    “爹。”阿贝喊了一声。

    “嗯。”

    “不管我亲爹是谁，”阿贝的声音很轻，却一字一顿，“你们养了我十六年，你们才是我爹娘。”

    养父没有说话。他把竹篙往河底深深一插，用力一撑，船头破开水面，激起两道白花花的水浪。河风吹过来，把阿贝额前的碎发吹散了，也把养父眼角的一滴什么吹干了。

    船舱里传来养母的声音：“别在船头站着了，风大，吹坏了嗓子，到了上海说不出话，怎么跟人家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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