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没有回船舱。她站在船头，看着两岸的稻田一块一块往后退。田里的油菜花刚开了三四成，远远望去，黄一块绿一块的，像养母那条打了补丁的围裙。水牛站在田埂上，低着头啃草，偶尔抬起头来，用湿漉漉的大眼睛望一眼经过的乌篷船，然后甩甩尾巴，继续啃它的草。

    这条河，她太熟了。

    六岁那年，养父第一次带她下河撒网。她蹲在船头，看养父把渔网抡圆了撒出去，网在空中张开，像一朵盛开的花，然后噗的一声落进水里，溅起一圈亮晶晶的水珠。养父收网的时候，网里银光闪闪的全是小鱼，她兴奋得在船上跳，差点把自己跳进河里去。养父一把揪住她的后领，把她拎回来，骂了一句“再跳就把你扔下去喂鱼”。她嘻嘻哈哈地笑，她知道养父舍不得。

    十岁那年，镇上黄老虎的人来收保护费，养父不肯交，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她坐在养父床前，哭得眼睛肿成核桃，养父却咧着嘴笑：“哭啥？三根肋骨换一条命，划算。你爹我命硬，阎王爷不收。”养母在旁边熬药，熬好了药端过来，一勺一勺地喂，喂完了把药渣倒进河里，对着河水说了一句：“药渣顺水漂，病也带走了。”那是水乡的风俗，阿贝小时候信了，长大了知道是迷信，却还是每次都跟着养母一起对着河水念叨。

    十三岁那年，养母开始教她刺绣。养母的手巧，十里八乡的新娘子都来找她绣嫁妆。阿贝性子野，坐不住，绣两针就想往外跑。养母也不拦她，只是说：“手艺是吃饭的本事。你爹会打鱼，我会绣花，你两样都学一点，将来不管嫁到哪儿，都饿不死。”阿贝后来才明白，养母不是在教她谋生的手段，养母是在把她会的一切都交给她，像一只老鸟把每一根筑巢的树枝都衔出来，留给羽翼未丰的小鸟。

    十六岁那年，养父被黄老虎的人打成了重伤。

    那一幕，阿贝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她正在屋里绣一幅《水乡晨雾》，打算参加镇上绣庄的评比。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她放下针线跑出去，看见养父被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拖回来，脸上全是血，左腿拖在地上，裤腿被血浸透了。那两个大汉把养父往地上一扔，拍了拍手，丢下一句“再敢带头闹事，下次就是两条腿”，然后扬长而去。

    阿贝扑上去，把养父的头抱在怀里。养父的眼睛肿得睁不开，却还在笑，嘴角的血沫子随着他的笑往外冒：“阿贝，别哭。爹没事。爹还没见你嫁人呢，死不了。”

    养母从灶房冲出来，手里还攥着锅铲。她看见养父的样子，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但她没有哭。她蹲下来，跟阿贝一起把养父抬进屋里，烧水、擦血、上药、包扎，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一直到夜里，阿贝起来上茅房，路过养父母房间门口，才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吵醒了谁。阿贝站在门口，指甲掐进掌心里，没有推门进去。

    她回到自己房里，把包袱打开，开始收拾东西。

    第二天一早，她站在养父母面前，说：“爹，娘，我要去上海。”

    养父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她。他嘴皮动了动，想说“不许去”，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女儿跟他一样倔，一旦做了决定，十头水牛都拉不回来。况且，他的伤确实需要钱治，镇上的郎中说，骨头的伤得吃好的，还得配上几味金贵的中药，没有几十块大洋下不来。几十块大洋，够他们全家吃三年。

    养母也没拦她。养母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走进里屋，翻出了那块藏了十六年的玉佩。

    “这是你亲爹亲娘留的。”养母把玉佩放进阿贝手心里，玉佩上还带着箱子底的凉气，“去了上海，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拿着这个去找你的亲人。大户人家，总不会不管你。”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骨节发白。

    “我不找他们。”她说，“我去挣钱，挣够了就回来。”

    养母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揽进怀里。那是阿贝记忆中，养母第一次这么用力地抱她。这个一辈子在水上讨生活的女人，骨头硬，脾气硬，从不轻易掉眼泪，从不轻易说软话，但她抱女儿的手在发抖。

    乌篷船在河上走了两个时辰。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雾气驱散了，河面上铺了一层碎金。两岸的村庄渐渐多了起来，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偶尔能听见公鸡打鸣和狗叫。再往前走，水面越来越宽，船只也越来越密，有运粮的漕船，有载客的渡轮，还有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兽在沉闷地呼吸。

    阿贝知道，快到了。

    养父把船靠在一个小码头上。这个码头比清水镇的大得多，石砌的岸墙有两层楼那么高，岸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拉车的、扛麻袋的，每个人都在扯着嗓子喊话。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水草的清香和油菜花的甜腻，而是煤烟、汽油、炸豆腐和汗臭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阿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就是上海。

    “到了。”养父把竹篙收回船上，蹲在船尾，没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