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

    阿贝从船头跳上岸。脚落在石板地上的时候，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在船上摇摇晃晃了两个时辰，猛地踩上平地，反而有些不习惯了。她从包袱里把那两颗鸡蛋摸出来，放在船板上。

    “爹，娘，鸡蛋你们留着吃。”

    养母看着那两颗鸡蛋，嘴唇哆嗦了一下。她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了阿贝一遍，目光从阿贝梳得整整齐齐的辫子移到那身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衣裳，最后落在她脚上那双打了两块补丁的布鞋上。

    “到了大上海，穿新鞋。”养母的声音终于有些发颤了，“旧的这双……别扔。新的硌脚的时候，换着穿。”

    阿贝低头看了看脚上的旧布鞋。这双鞋她已经穿了两年了，鞋底磨得薄薄的，左脚大脚趾的位置已经快磨出了一个洞。鞋面上有两块颜色略深的补丁，是养母去年冬天缝上去的，针脚歪歪扭扭的——养母的针线活一向精细，那两块补丁却缝得格外难看，因为那是她半夜里就着一盏快灭的油灯赶出来的，第二天一早就要让阿贝穿着去赶集。

    “我知道了，娘。”阿贝蹲下身，把新布鞋从包袱里拿出来，摆在船板上。她脱下旧布鞋，露出两只被河水泡得发白的脚。她拿起右脚的新鞋往脚上套，鞋口有点紧，她用力蹬了一下，脚后跟才咕唧一声滑了进去。

    合脚。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阿贝愣了一瞬。从她决定去上海到现在，不过七八天工夫，养母是什么时候量了她的脚？她完全没有印象。也许是在她睡着的时候，养母悄悄来过她的房间，举着油灯，把她的脚掌比在旧鞋底上，一针一线地记下了尺寸。

    阿贝把两只新鞋都穿好，站起来踩了踩。千层底的布鞋踩在石板上，软软的，又踏实，像是养母的手掌在托着她的脚底板。鞋帮内侧那两朵贝母白的桂花刚好贴着脚踝，不磨，只轻轻地挨着，像是养母在说：慢慢走，别跑。

    “合脚。”阿贝笑了一下，“娘，真合脚。”

    养母飞快地点了一下头，把脸别过去了。养父还是蹲在船尾，一声不吭，只是把手里的竹篙攥得关节发白。

    阿贝站在码头上，养父母在船里。她忽然发现，从这个角度看，养父的背比以前更驼了，养母的头发比以前更白了。去年还不是这样的，去年养父还能一篙撑出三丈远，养母的头发还能找出几根黑的。怎么一年之间，人就老了这么多呢？

    她忽然很想跳回船上去，说一句“我不去了”。但她没有。她想起养父躺在床上的样子，想起养母半夜压抑的哭声，想起黄老虎那两个人临走时丢下的那句“下次就是两条腿”。她把那句“我不去了”咽回肚子里，连同涌到眼眶里的泪，一起咽了下去。

    “爹，娘，我走了。”

    养父没有应声。养母背对着她，肩膀轻轻耸动了一下。

    阿贝转过身，走进人群里。码头上人挤人，挑夫的扁担差点撞到她的头，她侧身躲开，继续往前走。走了十来步，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乌篷船还泊在原处，养父依旧蹲在船尾，养母依旧坐在船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

    阿贝咬住下唇，扭回头，加快脚步。新布鞋踩在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嗒嗒”声，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她没有再回头。

    走出去好远好远，码头的喧嚣已经淹没了乌篷船划水的声音，空气里的河腥味也被煤烟味取代了。阿贝才敢停下来，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

    眼泪滴在新布鞋的鞋面上，洇开两小团深色的水渍。阿贝赶紧用袖子去擦，擦着擦着忽然想起养母虎口上那道被锥子戳出的伤口，想起那伤口渗出的淡红色血印，想起养母缠在手上的旧布条。

    她把手伸进包袱里，摸到了那双脱下来的旧布鞋。鞋底已经磨得快透了，左脚大脚趾的位置剩了薄薄一层布，用手一顶就能戳破。鞋面上两块颜色略深的补丁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了——那不是用碎布拼的，是用养母自己一件旧褂子的袖口裁下来的。那件褂子，阿贝记得，是养母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衣裳，逢年过节才舍得穿。

    她把旧布鞋贴在脸上，深深吸了一口气。鞋上残留着水乡的气味——河水的腥、稻草的香、灶台上的烟火气，还有养母手上的温度。

    “娘，”她对着旧布鞋小声说，“我一定挣够了钱就回来。”

    然后她把旧布鞋重新包好，塞进包袱最底层，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那双崭新的千层底布鞋稳稳当当地踩在上海的码头上，踩过碎石子、煤渣、车辙印和陌生人的脚印，一步一步地朝前走。

    那双鞋的鞋底，纳了整整七层布。每一层布之间，都夹着养母半夜油灯下的一声叹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小心”、和一个来不及擦掉的眼泪印子。踩上去很软，也很硬——软的是棉花和布，硬的是一个母亲把心缝进鞋底里的力气。

    许多年后，阿贝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绣坊、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家。她穿过洋行里买来的高跟鞋，穿过绸缎做的绣花鞋，穿过齐啸云送她的那双意大利产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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