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轻轻蜷起。

    “腊月十五那天，那人又来了。他说赵老爷等不了了，明日必须动手。他让我趁夜把大小姐抱走，送去十六铺码头，自有人接应。”老妇人抬起浑浊的眼，“我问他把大小姐送去哪里，他说这不是我该问的事。我问他要对大小姐做什么，他笑了一声，说：一个三个月的婴孩，扔在码头边，活不活得了，全看她的命。”

    座钟嘀嗒嘀嗒。

    “我说我不干。我说莫夫人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害她骨肉分离。”老妇人喉咙里滚出一声呜咽，像破旧风箱漏出的最后那口气，“那人说：你儿子还在巡捕房，你男人的棺材本还没还清，你不干，你一家老小跟着你喝西北风？你不干，赵老爷自然找别人干，到时候你儿子怕是不止蹲三年大牢，你这条老命怕也留不到开春。”

    她说不下去了。

    贝贝站在那里，像一株被寒风冻住的芦苇。

    “你就干了。”

    不是问句。

    老妇人没有辩解。她只是把脸埋进那双枯瘦的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抽搐，喉咙里逸出断断续续的呜咽。那声音不像哭，像困兽濒死的低嗥。

    “我把大小姐抱出莫家的时候，她刚吃了奶，睡得很沉。月光底下，她的小脸白得像豆腐，眉毛淡淡的，眼睫毛又长又翘，嘴角还挂着一丝没擦干净的口水。”老妇人抬起头，泪流满面，“她那么小，那么软，抱在怀里几乎没有分量。我一路走，一路想，要不拐去巡捕房自首算了。可是儿子还在里头关着，老头子还停在后院没入土……我狠不下心，我恨我自己狠不下心……”

    贝贝静静地听着。

    她从未见过三个月时的自己，也从未听任何人描述过。此刻她听见了，从遗弃她的人口中，像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那个三个月大的婴孩，裹着细软的绫罗襁褓，颈间系着半块游龙玉佩，在腊月十六的月光下被抱出莫家大宅，辗转三百里，丢在江南小镇的码头边。

    那个婴孩不知道冷，不知道怕，不知道自己从此将拥有另一对父母、另一个名字、另一种人生。

    那个婴孩是她，也不是她。

    “你在码头把我放下之后，”贝贝说，“做了什么？”

    老妇人用力擦了一把脸，声音还是发颤，却比方才平稳了些。

    “我照那人吩咐，把大小姐的襁褓搁在码头边一间货栈的后檐下。那地方背风，寻常没人经过。我把那半块游龙玉佩塞进襁褓里，又撕了块纸，借货栈后门挂着的灯笼写了五个字，塞在她贴身的小袄里。”

    “请留她一命。”

    老妇人点头。眼泪又淌下来，她不去擦，任它流进嘴角。

    “我知道赵老爷要什么。他不要大小姐的命，他要的是莫家骨肉离散。大小姐只要不在莫家，是死是活，他不在乎。”她顿了顿，声音干涩，“可我在乎。我这一辈子，只做过这一件亏心事，我不能让大小姐死了没人收尸。那五个字是写给过路人的。但凡看见的人有半分恻隐之心，总会救她一把。”

    贝贝沉默了很久。

    窗外有卖糖粥的挑子经过，苍老的叫卖声拖得老长，从弄堂这头传到那头。座钟不紧不慢地走着，时针指向下午两点。

    “那个接应你的人，”贝贝说，“是谁？”

    老妇人摇头。

    “我从未见过那人第二面。他中等身量，穿灰布棉袍，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事成之后，他兑现了承诺——我儿子七天后被放出来，棺材铺的债也清了。可他警告我：这事烂在肚子里，但凡走漏半个字，赵老爷让我全家陪葬。”

    “所以你就烂了十七年。”

    老妇人垂着头，没有辩解。

    贝贝转身，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那位二小姐，”她背对着老妇人，声音很轻，“这些年，你见过她吗？”

    老妇人的肩膀微微颤抖。

    “见过。”她说，“每年腊月十六，莫夫人的寿辰。那孩子每年都陪她母亲来蕃瓜弄后街的糕团店买松糕，只买一小块，用油纸包着，说是母亲年轻时最爱吃的味道。我躲在柜台后头看她，她生得和大小姐一模一样，眉心的红痣也是浅淡的，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梨涡。”

    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像叹息。

    “二小姐命苦。莫家败落后，她随夫人搬来闸北，一间八平米的棚屋，一张木板搭的床，一盏用洋油桶改的灯。七八岁的孩子，踩着板凳生炉子做饭，手背烫了泡也不哭。十岁那年夫人害病，她半夜一个人跑去药铺拍门，跪着求坐堂郎中出诊。十二岁进教会学堂，每天放学去给洋人太太做帮佣，攒下的钱全交给夫人。”

    贝贝没有回头。

    “她……恨莫家吗？”

    老妇人摇头。

    “二小姐从不提莫家。那间棚屋里没有一张莫家的旧物，夫人也从不跟她说起从前。可她心里什么都记得。齐家少爷每年来看她，她从来不肯收贵重的礼，只收书。她攒的那一摞书，每一本扉页都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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