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一挤进那个误区就犯傻了。眼前出现了太多恍惚的坐标、招人的诱惑，他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作出明白的判断。

    能够破除这个迷魂阵的，仍然只有质朴、简易的正觉。

    对此，我不揣冒昧，做了一些大胆的实验。

    二十世纪临近结束时，我在冒险考察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之后，又紧接着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那些街道，那些老楼，实在让我看到了一群“世界级老贵族”的风范。而且，这些“老贵族”的当代名声，还依然显赫。但是，当我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国家扫描一过，立即发表文章宣布，有几个国家正面临着财经悬崖，那就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

    十几年后，我的预言全部成真。好几位台湾的经济学家拿着我当年的书籍来询问，当时作出如此准确的预言，凭的是什么依据？我说，我没有接触过复杂的数据、曲线、报表、公式，只凭最质朴的直觉。

    “最质朴的直觉？”经济学家们非常好奇。

    我说，我在那里首先感受了一种令人羡慕、又令人着急的慵懒气氛；其次，我在闲谈中总会随口问到当地的支柱产业，也就是靠什么支撑财政，却很难听到工业、农业、科技方面比较强大的项目，勉强说得较多的，是橄榄油。

    我深知这些国家曾经长期执掌世界海洋霸权，但又凭常识可以判断，今日的这点橄榄油已经无法擦亮当年贵族的幽幽光泽。

    对于至今还令人尊敬的北欧国家，观察起来有点艰深。但是，我还是用外行的眼光发现，我们曾经万分向往的“富裕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沉重负荷。我的这些担忧，当时就写在书上，后来也被一一证实，又让经济学家们不无惊讶。

    虽然举了这些例子，却一丝一毫没有改变我对于财经“彻底外行”的身份。我说过，正因为是“外行”，才具有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的优势，保持着质朴、简易的正觉。

    因此，凡是我遇到复杂、艰深、庞大的问题，总是强迫自己从精神上回归。回归起点，回归童年，回归贫困，那儿，一定有最好的解读密码。

    这就是我的“归零哲学”，这就是我的“贫困戏剧”（Poo

    -theat

    e）。

    五

    对贫困的早期体验，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以最质朴的心态敏感别人的贫困，并予以高度同情。

    这一点，妻子马兰又与我不谋而合。

    马兰的爸爸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人可以欺侮。家里人口不少，因此马兰在幼年时代就记住了妈妈每个月都要向同事、邻居借钱的委屈表情。这一点我立即就能体会，我当年向别人“借食堂饭票”时，总要关注对方眼角里有没有一丝不脱的成分。

    这些记忆告诉我们：河水洋洋，无人注意，但只要取其一瓢，浇在焦渴禾苗的根部，就会显得珍贵无比。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拥有大河，但我们愿意成为及时赶到的浇水人，哪怕只用自己的汗滴。

    当年饥饿的人，把求助对象的眼神当做天堂，或者地狱。那么，今天我们如有可能，为什么不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天堂，哪怕只是瞬间？

    好几次，家里电话响了，是邀请妻子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妻子觉得排练时间太长，构思太旧，婉拒了。但电话又响了，妻子正想再度婉拒，没想到电话里传出出声音是：“我们这里的上万工人都点名邀请您，但是不知道要付多少演出费……”

    妻子说：“对工人，不要演出费。”她问了地址，就去火车站了。我知道她，说了不要，肯定不要。

    后来各地经济情况好了，演出费也有了标准。她很难拒绝，却总是要求对方，代为捐献给“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

    “我们这儿发展很好，不存在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对方说。

    “麻烦你们帮我找一找，父母被判了刑，或者都在戒毒所，一定有。”她说。

    果然有，还不少。不久，她就收到了学生名单。过一阵，又收到了成绩单。

    我们夫妻俩，什么事都喜欢商量，唯有对捐献，任何一方都能决定，完全不必商量。汶川大地震后我赶到灾区，决定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所需款项是我们夫妻两人三年薪金的总和，但我完全没有与她商量。如果商量，她反倒会觉得奇怪。

    我们如果要赚钱，并不难。她多次在全国观众“最喜爱演员”的民意测验中名列前茅，平日多有商业性的演出邀请，她都没有参与。因为她只要一登台，就想探索古典东方和现代审美的融合可能，不允许自己在艺术上马虎行事。我也是同样，很多出版社经常为我制定新的畅销书计划，例如以我的名义精选中国古文、诗词之类，通过他们在全国教育系统的供输渠道，必然销量惊人。又如，有很多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大奖赛总讲评，收视率极高，如果趁这个势头根据录音快速出版一本本书，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是，这些计划我都拒绝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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