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化著述有严格的等级标准。

    与我们关系亲密的星云大师一再告诉我们：“金钱有毒。佛光山只要有了钱，就想方设法让它变穷，那就是办学。办学，是弃富还贫的方便法门。”我们记住了，“弃富还贫”是“法门”。

    那年，菲律宾的大批华文读者通过一位知名学者邀请我去做系列演讲。这事由当地的华人企业家们张罗，因此决定要支付给我一笔可观的酬劳。等我讲到最后一课作总结时，一包厚厚的美元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了一眼妻子，立即作出决定：全数捐献给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这使当事人非常吃惊，推拉再三还是拗不过我。他们说，连**最有钱的华人企业家来讲课，也没有捐献讲课酬劳。我笑着说，历来穷人最慷慨。

    很多年来，我一直担任着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询问该校校长：“你们请来了余先生这样的大名人，需要支付多少年薪？”

    校长说：“一元钱也不需要。”

    其实年薪还是付的，很高，但我让它变成了基金，资助设计专业和传播专业的研究生。

    在家庭财务上，有时也会产生意外的喜剧。例如很多年前，上海一家百货商店在外来“超市”的冲击下难以生存，不得不转制，却遇到了职工的信心危机。一位年轻的经理希望我以自己的文化名声予以鼓励，我便把当天收到的一笔稿费交给了他。谁想到几经转折，这笔钱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一来，我们听起来也算是“有钱人”了，但心里明白，这又增加了捐献的责任。

    我和马兰，没有子女，因此将不会留存任何财物形态的遗产。我们会将自己的作品和相关财富，全部捐献。

    我们的父母，都曾经遭受过几乎活不下去的灾难。我们自己，也都承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心酸。我们只想离群跋涉，两相扶持，默默地追求大善大美。追求到了，轻轻一笑，又奉还给世间。

    来自山野，归于长天。若要寻找，踪影飘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