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告奶奶，一遍又一遍叙述，一次又一次擦泪，不断拜托，反复感谢。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而这些形态又是那样的贬名。以贬名的方式去正名、保名，实在是一种自嘲式的悲剧。

    当然也有不少人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洗掉了恶名，保住了佳名。但是，恶名和佳名的标准并不固定。记得在“**”初期，我们与造反派斗争，结果失败，造反派掌权。在写政治鉴定的时候，属于我的第一句总是“思想顽固，长期对抗‘**’”，这在当时是最大的恶名。原来与我站在一起的朋友们苦恼了，他们努力要淡化恶名，反复恳求造反派，写成了“改变立场，积极参与‘**’”。现在大家若去档案库翻阅这些政治鉴定，就会哑然失笑。

    即使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为了修补名誉，也不值得耗费太多的精力。生命的责任，是尽一己之力为天下众生提供大善大美。如果长久地忙于洗刷或提升自己的名声，不管摆出多少理由，也是对生命责任的背离，因此也有伤名声。例如，我发现文艺界有不少人士多年来一直气鼓鼓地要争当某省、某市的“作家协会副主席”或“政协委员”，觉得没当上是对他们名声的损害。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如果不用这些时间创作更好的作品，争来的名声又有何用？

    四

    如果能够把名看穿、看空，那么，即便被污名、毁名，受害者也能成为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察者，并获得享受。

    仍然以我自己为例。一度被彻底毁名，让我站在一片废墟之上。以前，这里曾经展现过一丛丛名声的鲜花，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满地瓦砾。对此我曾慌张，但仔细一想，瓦砾固然不能代表我，但以前那些鲜花能代表我吗？

    我的自问，是从别人的询问开始的。

    先是武汉黄琪先生的询问，他的神情充满了惊讶。

    问：您是海内外最受欢迎的当代华文作家，但是文学界惊骇地传播一个消息，规模很大的全国作家大会居然从来没有邀请您作为一个普通代表出席？

    答：没有。

    问：您夫人在戏剧界的地位更高，是迄今全国囊括舞台剧和电视剧所有首奖的唯一人，还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市文化局授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但听说，她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全国戏剧家大会？

    答：没有。

    问：你们夫妻俩那么温文尔雅，从不争名夺利，有关部门为什么这么不容？

    答：可能是有关部门把那些人的诬陷当做了“争议”，不敢碰了。我夫人是受我牵连。

    问：您的《文化苦旅》，肯定是二十多年来最受全球华文读者欢迎的散文书籍，一直位列畅销之首。但是，国内有关协会几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散文评奖，数量很大，多数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但《文化苦旅》却不在其内？

    答：不在。

    问：国家有关部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您夫人作为公认的黄梅戏首席代表，却不在那个剧种的传人名单之内？

    答：不在。

    问：据说，您不是任何一级作家协会会员？

    答：不是。

    问：据说，您不是任何一级文联会员？

    答：不是。

    问：据说，二十几年来您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

    答：没有。

    ……

    这位先生在问答之间不断嘀咕：“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大家全搞错了，搞错了！”

    不知道什么“搞错了”，他没有说。

    另一番询问，来自北京一位已经离职的记者柳女士。她如果不离职就见不到我，因为我不接受记者采访。

    问：“听说不久前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中国文化生命力而获得极高的评价，成为联合国网站的头条新闻？”

    我没有回答，只点头。她却摇头了，自言自语：“国内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问：“听说几年前您受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有关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的主旨演讲，也引起轰动？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发表的演讲，又大受欢迎？”

    我又点了点头，她又摇头了，还是同样的自言自语。

    问：“据台湾报纸报道，今年上半年您到台湾各大城市演讲君子之道，每场都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没等我点头，她又紧接着问：“据台湾报道，双目失明的星云大师为了迎接您，特地从澳大利亚赶回台湾，坐着轮椅到火车站，等了您半个小时，这是他平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我点头。

    最后，这位离职记者又问：“为什么那么重大的文化事件，大陆都不报道？”

    我答：“因为每次我都不是官方派出的，媒体无法拿捏。”

    但我又马上解释，如果是官方派出，我就不可能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发表主旨演讲了，因为如果那样，其他国家的**也会提出对等的要求。

    ……

    不错，我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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