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年对手，不少人也会觉得我的光环使他们很难再讲“**经历”了。这两拨人数字很大，我面对的毁谤可想而知。

    再如，第二个光环，也是前面说过的我在仕途畅达之时断然辞职。这事在当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显然对大批正在热衷于官位的文化界人士带来了反讽式的尴尬。

    又如，第三个光环，我在辞职后投身实地考察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籍，在海内外均获空前畅销。多次统计“全国十年来最畅销书前十名”，我一人往往独占三至四本。这对数量庞大的写作群体而言，形成了一种基点性的名声亏欠。

    再如，第四个光环，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世界最恐怖地区，每天的考察日记由全球十几家报纸同步连载，被国际媒体称赞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学者”、“全球跨世纪十大人物之一”。但是，正是这些空前的大名声，立即给我带来了空前的大伤害。就在我身陷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边境地带而命悬一线的时候，国内却凭着一个荒诞无稽的小谣言掀起了对我的毁名风潮，铺天盖地。

    ……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毁名的潜力，正来自于名声本身。而且，力度也成正比。

    原理之二：名非实体，只是“传说”，因此爆立爆毁，易如反掌。

    以前我一直认为，世间名声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因为由事实支撑，由舆论加持，由民心守护，很难顷刻大变。但是，世纪之交的毁名浪潮告诉我，看似稳固，其实都只是浮面的幻觉。

    任何事实，都无法阻止名声的破碎。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有惩处名誉损害的条款，但是，法律讲究证据，几乎一切受害者到法院起诉时才惊讶地发现，要为名誉提供“证据”，是多么困难。因此，法律护名，很难兑现。

    法律不能，朋友能吗？也不能。朋友护名，等同于“徇私护短”，更损其名。更麻烦的是，朋友之间也大多存在名声上的默默攀比，因此，一友伤名，诸友暗喜，满口仗义只是人情场面上的敷衍而已。

    由此可见，再煊赫的名声也只是糊在竹竿上的一面面纸幡，上面写着学识、官阶、战功、封号、奖励、清誉、时评……颇为壮观，但是，只要风雨一来，这些纸幡立即便破碎污湿，不可收拾。若去粘补，则越补越糟，比原先没有纸幡的竹竿更加难看。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很多名声背后有真实的支撑。但请切记，名声并不是真实本身，而只是有关真实的“传说”。这种“传说”，说变就变，很多看起来好像毋庸置疑的大名声，只要在敏感的时机出现一则质疑、一句反话，便能立即划出第一道裂痕。而有了第一道，就会有第二道、第三道、第一百道。到这时，“传说”也就负载着巨大的破坏性兴奋而恣肆翱翔。

    正是在这个关节上，很多受害者痛不欲生。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么多聪明人不调查一下真相就反说滔滔？其实，名声和真相本来就是两种逻辑。

    我初遇诽谤浪潮时也曾惊讶，所有足可反驳那些谣言的证据都历历在目，证人有名有姓，档案白纸黑字，为什么成百上千的起哄者都不去看一眼、问一句？后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不在乎证据，因为这里玩的是“名”，而不是“实”。

    原理之三：名声的毁损，多数采取彻底颠覆的方式，因此没有商讨和辩论的余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名声之事若留余地，被伤害者就有了据理力争的勇气。所以，只有“一剑封喉”，推向极端，才使事情立即变成死结，传播起来也更加轻便。

    这种现象，在古代也屡见不鲜。指责一位将军剿寇不力，这很正常，但要不了多久，总有对手揭露这位将军“通寇”、“投逆”，甚至本身就是一个暗藏的逆寇。这样一来，名声问题也就失去弹性，变成了掷人至死的石块。

    由此证明，名，比别的任何东西都容易彻底翻转。那么，还不如把它看空，看无。

    我自己遭受的诽谤，也是彻底翻转的显例。你看，我明明写了一部彻底对抗“**”的《世界戏剧学》，却被说成是“**写作”；我明明向灾区捐建了三个规模不小的学生图书馆，却被说成是“诈捐”；我明明与妻子感情极深，亲朋皆知，却总是每半年有一次“离婚”的网上谣传……后来我也不生气了，只不过此后听到了毁名事件发生，也不管被毁之人是否认识，我总是从彻底相反的方向作出判断。

    遗憾的是，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常常以“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来看待毁名事件，结果毁名者至少赢了一半。名，尽管如此虚妄，却居然能让毁名者“旱涝保收”、“稳赚不赔”。

    原理之四：要想修补名声，从长远看，大多是反效果。

    试图修补名声，这事恶人也会做，但基本上是好人受害后的一厢情愿。这种一厢情愿，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真正实现。

    有的好像实现了，但仔细一看，完全是因为借用了外力，与名声本身关系不大。

    我很同情为了修补名声而四处奔走的人。找记者，问朋友，求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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