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不是大哥做的不好，是母亲做的里面有母亲的味道——灶膛里的烟火气、针线筐里的樟脑味、还有她低头做活时头发上飘出来的皂角香。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

    “哥，棉鞋和手套都收到了。很合脚，很暖和。”

    “合脚就好。你穿着，别舍不得。过年穿新的，新年新气象。”

    “舍不得也要穿。你做的，不穿浪费了。”

    大哥在电话那头笑了。“河生，你啥时候回来？”

    “初三。票买好了。”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冬天的风从枝丫间穿过，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又像是在唱歌。他分不清是哭还是唱。就像分不清这辈子是苦还是甜。好像是苦的，又好像是甜的。好像是短的，又好像是长的。他只知道，大哥在等他回家。方卫国在等他打电话。陈溪在等他点头。林雨燕在等他吃饭。他还有人在等，还有人值得等。

    大寒的第十五天，河生坐在书房里，翻开那本从北京带回来的笔记本。是在医院陪方卫国的时候，他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自己都不太认得。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卫国说：这辈子值了。”河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拿起笔，在下面又加了一行——“这个冬天也值了。”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屋里亮着灯。墙上那幅周老师写的“天道酬勤”，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黄。他看了很久，把周老师送的那支毛笔从笔架上取下来，摸了摸笔杆。包了浆的竹子在指尖有一种温润的凉意，像周老师的手。他把笔放回去，笔尖已经洗净了，墨也吸干了，等着下一个字。

    大寒过了，立春就不远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快要过去了。河生把大哥做的棉鞋穿在脚上，把陈溪织的围巾围在脖子上，把手揣进林雨燕给他缝的手套里。他什么都不怕了。

    大寒的第十六天，天还没亮，河生就醒了。窗外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他躺在床上听着风声，呜呜的，像有人在远处哭。林雨燕还在睡，呼吸均匀而绵长，一条胳膊伸在被窝外面，露着半截手腕。他把那条胳膊轻轻放回去，掖好被角，她动了一下，没有醒。

    快过年了。这是第六艘航母开工后的第三个春节，是陈溪出书后的第一个春节，是方卫国心脏搭桥手术后的第二个春节。也是大哥一个人在老家的不知道第几个春节。河生数不清了，大哥不让他数。每次他说“你一个人在家过年冷清”，大哥都说“惯了”，好像“惯了”就能把那份冷清压下去似的。

    他轻轻起床，没有开灯，摸黑穿上衣服，穿上大哥做的棉鞋。鞋底软和，走路没声，踩在地板上像踩在棉花上。走到阳台上，天边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东方的天际泛出灰蓝色，冷冷的光。楼下花坛边的路灯还亮着，黄澄澄的，照着光秃秃的树枝。树上没有叶子，也没有鸟。墙角那棵石榴树沉默着，在路灯下投下一团漆黑的影子。大寒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可天也亮得越来越早了。

    上午，河生去了菜市场。快过年了，菜市场里人挤人，到处都是置办年货的。他买了猪肉、牛肉、鸡肉、鱼，又买了白菜、萝卜、韭菜、蒜苗，还买了对联、福字、窗花。对联是印刷的，不是手写。他本来想自己写，可周老师走了以后，他写对联总写不出味道。不是字不好，是心不静。心不静，字就飘，撑不住那种红纸黑字的庄重。

    “大哥，买这么多，家里来客人了？”卖肉的大姐嗓门大得很，隔着两个摊位都能听见。

    “不是。过年了。”

    “过年好，过年好。大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河生付了钱，提着大包小包往回走。街上的人多了，有人拎着年货，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推着老人。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走得不快不慢。

    回到家，林雨燕已经开始扫尘了。她头上包着一块旧毛巾，手上戴着橡胶手套，站在凳子上擦窗户。玻璃在她手里的抹布下一点点亮起来，把外面的天光映进屋里。河生把年货放在厨房里，走过去扶住凳子。

    “你下来，我擦。”

    “不用。你擦不干净。你擦玻璃，跟画图纸一样，横平竖直，没有灵魂。”

    “擦玻璃还要灵魂？”

    “当然要。”林雨燕头也没回，“你画了一辈子图纸，人家说你的图纸有灵魂。你擦玻璃，怎么就不能有灵魂了？”

    河生站在旁边笑了。

    大寒的第十七天，一家人开始大扫除。陈溪擦桌子，陈江拖地，苏敏洗窗帘，林雨燕擦厨房。河生负责擦窗户。他端着一盆水，拿着一块抹布，站在窗前，一块玻璃一块玻璃地擦，仔仔细细。擦完了，退后几步看了看，透亮。周老师要是在，大概又要说了——“陈老师，你这个窗户擦得比你写的字好。有灵魂。”

    方远在客厅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个红灯笼，嘴里喊着“过年了，过年了”。他在上海住了快一个月了，方卫国说让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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