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对方是家大公司，信誉好。你签吧，方叔叔支持你。”

    “谢谢方叔叔。”

    “不谢。溪溪，你的书要拍电影了，方叔叔替你高兴。你爸知道了，也一定高兴。他一辈子不说话，可他的故事要说给天下人听。你说、我写、电影拍，都是替他说话。”

    陈溪的眼眶红了。“方叔叔，谢谢您。没有您，就没有这本书。是您教我写东西，是您帮我改稿子，是您鼓励我出书。您是我的老师。”

    “你是我的学生。可你比我强，你写了一本好书。你爸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帮他说话，我替他写，咱俩一起。”

    “嗯。”

    挂了电话，陈溪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攥在手里。

    大寒的第十天，河生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邮戳，是方卫国的笔迹。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一条围巾，灰色的，羊毛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礼品盒里。方卫国在信纸上写着——“河生，溪溪给我织的围巾，我天天戴着。暖和。你也有吧？她给你织的，你也要天天戴。别舍不得。孩子的孝心，不能搁着不用。溪溪的合同我看了，可以签。你就让她签吧，别拦着。她长大了，该自己做主了。”

    河生看完信，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有很多信了，有陈江从美国寄来的，有大哥从河南寄来的，有方卫国从北京寄来的。每一封信，都是牵挂，都是想念，都是千山万水也拦不住的惦记。

    大寒的第十一天，陈溪签了合同。她握着笔，在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溪”。两个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用力很深。签完了，她放下笔，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

    “溪溪，你怎么了？”林雨燕从厨房里出来。

    “没事。妈，我签了。”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签了好。你爸当年造航母，也是一步一步签合同签出来的。”

    陈溪笑了。“妈，您什么都往我爸身上扯。”

    “那是。你爸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人，你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人。”

    大寒的第十二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快过年了，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冬天的风里轻轻颤抖，像一个人在微微哆嗦。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大寒了，天冷了，您在那边多穿点衣服。快过年了，家里都挺好的。溪溪的书出版了，还要拍电影。您在天上看到了吗？周老师，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她都记着。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

    他站起来，腿有些麻，缓了缓，用手扶着膝盖。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大寒的第十三天，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可还是带着笑。

    “河生，快过年了。你啥时候回河南？”

    “过了年就回。初三。”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你呢？你回老家吗？”

    “不回了。老家没人了。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一个人回去也没意思。”

    “那你去哪儿过年？”

    “在北京。儿子陪我。”

    “好。你好好过年，别想太多。人老了，就得往前看。身后的事，想多了添堵。”

    “你也是。”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他想起了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瘦瘦的，高高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他从县城骑到省城，从省城骑到北京，从黑发骑到白头。

    大寒的第十四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包裹不大，打开，里面是一双棉鞋和一副手套。棉鞋是黑色的灯芯绒面，厚厚的棉花底，千层底，一针一线纳的。手套是毛线的，深灰色，织得密密实实。大哥在信里说，快过年了，给你做了双新棉鞋，织了副新手套，过年穿。合不合适，你试试。

    河生把棉鞋穿上，在屋里走了几步。很合脚，很暖和。手套戴上，也正好，十个指头活动自如。大哥的手艺还是那么好，纳的鞋底密实得针都扎不透，织的手套针脚匀称，不像男人做的活计。他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给他做过棉鞋、织过手套。母亲做鞋的手艺不如大哥，织手套的手艺也不如大哥。可河生还是想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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