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是慈善家。”顾晓曼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对自己父亲的嘲讽，“他愿意出这笔钱，是因为沈砚舟值得投资。三年的时间，沈砚舟帮顾氏打赢了四场跨国官司，避免了两起并购中的法律陷阱，还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涉外合同的风控体系。我父亲后来说，那笔医疗费是他做过最划算的生意。”

    林微言没有说话。她看着那份协议，看着沈砚舟的签名，看着他用力到几乎要把纸戳破的笔迹。五年前他签下这个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在想那个刚刚被他亲手推开的女孩？还是在想接下来三年里他必须一个人扛过去的所有事情？

    “可是你们被拍到在一起。”林微言听到自己说。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像是在修复一幅残破的古画时，用镊子夹起一片脆弱到几乎要碎掉的纸片，“不是一次，是很多次。在餐厅，在酒店，在机场。媒体说你们是情侣。”

    “对。”顾晓曼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苦味让她又皱了一下眉，“那是我安排的。”

    林微言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戏剧化。”顾晓曼放下杯子，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姿态很职业，但声音开始有了一点不易察觉的裂痕，“我那时候刚刚接手顾氏的海外业务，需要一个能随时跟我出差的法务顾问。沈砚舟是最好的选择。但问题是，频繁地带着一个年轻男律师到处走，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外界会怎么解读？竞争对手会怎么拿这个做文章？所以我故意让人拍到我们。我把‘沈砚舟是顾氏千金的男朋友’这个消息放出去，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没有人会去深究一个‘准女婿’为什么能拿到那么多核心业务。他越是被认为是靠关系上位的，就越没有人注意到他真正在做的事情。”

    “你们故意让他背负‘软饭男’的名声。”林微言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像是一层薄冰被人用指关节敲了一下，裂纹从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

    “不是我们。”顾晓曼纠正她，“是我。沈砚舟直到第三次被拍才意识到是我安排的。他来找我，差点掀了我的办公桌。但最后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头虽然难听，但对他做的事有帮助。他需要完成那三年的合同，需要让他父亲的后续治疗有保障。他不能翻脸。”

    茶室的背景音乐是一首很轻的钢琴曲，音符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落在安静的空间里。林微言低着头，看着桌上那份协议的复印件，看着五年前那个九月的日期。她忽然想起五年前的那个九月自己在做什么——她在书脊巷的老房子里，把沈砚舟送给她的那本《花间集》锁进书架最底层的抽屉里，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她那时候以为沈砚舟正在和新女友环游世界，以为他早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上，他正在签一份卖身契。用三年的时间，换他父亲的命。用所有的误解和骂名，换一个她永远不知道的真相。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林微言问。这句话不是在问顾晓曼，更像是在问她自己，问五年前那个被分手的自己，问那个在书脊巷里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晚的自己。

    “因为他不敢。”顾晓曼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不是合同的复印件，而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纸张很新，日期是今年三月，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沈砚舟，诊断结果——中度焦虑障碍，伴有间歇性失眠。建议规律服药，避免过度劳累。

    “今年三月份，也就是他回国之前。”顾晓曼说，“他不是回国追你，他是不得不在回国之前先把身体稍微养好一点。五年来他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时间还多。去年打赢最后一场官司的时候，他在法庭门口吐了。吐完以后擦擦嘴，继续回酒店开会。”

    林微言把诊断证明拿起来。纸片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腕在发抖，抖得纸片簌簌作响。她放下诊断证明，两只手交握在一起，用力握着，像是要握住某种正在从指缝间流失的东西。

    “顾小姐，”她说，声音终于不再平稳，像是湖面裂开了一道缝，底下的水正在一点一点涌上来，“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

    顾晓曼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空还是蓝的，阳光还是亮的，但茶室里的空气似乎变重了，重到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

    “因为沈砚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顾晓曼说，“他不解释的原因有三层。第一层，协议不允许他说。第二层，他说了他父亲的真实病情，怕你更难受——你不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就能释怀的人，你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会更痛苦的人，因为你会为他的痛苦而痛苦。他不会让你承受这个。”

    她顿了顿，端起咖啡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又放下。

    “第三层，他说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逼的，不如让你认为他是自愿离开的。因为被逼无奈会让人心疼，而自愿离开只会让人恨。恨一个人，比心疼一个人更容易放得下。”

    林微言低下头。她不想在顾晓曼面前哭。她跟顾晓曼不熟，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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