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衍已经学会了这种语言，每一个词汇、每一个语法规则他都烂熟于心。

    他拿起手机，没有打字，直接拨了过去。

    响了四声，她接了。

    “你那条领带，确实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新台灯发出的暖光，声音平稳，但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泛白，“他走的时候我还在读法学院，除了几本书和这条领带，什么都没有留给我。我戴着它打赢了第一场官司，之后每一个重要的庭审都会戴。”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然后苏砚说：“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你从来不在洗衣服的时候把那条领带送到洗衣店。总是自己手洗，晾在浴室最靠里的位置，不容易被看到。”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他心口上，“一个人对一件物品格外爱惜，要么是因为它很贵，要么是因为它很重要。你的收入水平不至于心疼一条领带的干洗费，所以答案只能是后者。再结合你其他的习惯——你从来不戴任何首饰，手表也是最普通的商务款，但你唯独对这条领带格外偏执——可以推断出它承载的情感价值远大于物质价值。而情感价值的最常见来源，是亲情。”

    陆时衍沉默了很久。

    不是无话可说的沉默，而是需要消化一些东西的沉默。窗外有鸽群飞过，在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投下一片移动的影子。他的办公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细微风声和自己平稳的呼吸。

    “苏砚。”

    “嗯。”

    “你观察了我两年，研究了我两年，记录了我所有的习惯、偏好、伤痛和软肋。”他慢慢地说，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的，“那你有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有。”

    “什么结论？”

    “结论是——”她的声音从手机听筒里传过来，有一点电磁波带来的微小失真，但那种失真反而让她的音色变得更加柔和，“你这个人，值得我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观察。”

    陆时衍闭上眼睛，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城市，楼下的律所前台有人在接电话，走廊里传来同事们的脚步声和交谈声。这个世界喧嚣忙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在意一个律师在自己办公室里接了一通什么电话。

    但他的世界在这一刻安静极了。安静得只剩下电话那头一个人的呼吸声，轻而均匀，像夜晚贴在他胸口睡着时那样的节奏。

    “苏砚。”他说。

    “嗯？”

    “我办公室的新台灯，色温也是四千K的吗？”

    “是。跟你家里那颗一样。”

    “好。”他睁开眼睛，看着桌上那盏台灯发出的暖光，嘴角慢慢弯起来，“那以后我加班的时候，就像你在旁边一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苏砚用一种很轻很轻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轻到像是自言自语，但他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一直都在。”

    陆时衍挂了电话之后，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他把那条深蓝色领带从脖子上解下来，铺在桌面上，用手指慢慢抚平上面的褶皱。

    父亲去世十六年了。这十六年里，这条领带陪他走过法学院毕业典礼、第一份工作的面试、第一次独立出庭、第一次在最高法做口头辩论。它见证了他从籍籍无名的小律师变成今天业内闻名的陆时衍，也见证了他在无数个深夜独自面对电脑、一杯黑咖啡喝到天亮的孤独。

    现在它被铺在新台灯的光照下，深蓝底色的暗纹在暖光中隐隐流动，像深夜海面上被月光照亮的一小片波浪。

    而他第一次觉得，这条领带不再是用来提醒自己从哪里来的信物，而是可以用来搭配明天早晨那套浅灰色西装的配饰。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他的旁边有一盏色温四千K的台灯，有一个会在他睡着的时候记录翻身数据的女人，有一沓写着法条修正意见的淡黄色便利贴，有半杯凉了的咖啡和一顿没吃完就被中断的早餐，有一个会记住他淋浴时长和领带来历的、嘴上冷硬但手心里全是温度的人。

    晚上十一点，苏砚回到家。客厅的灯亮着，陆时衍坐在沙发上，腿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法学期刊。他应该是洗完澡没多久，头发还没有完全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质T恤，看起来比平时穿西装的样子年轻了好几岁。

    “吃饭了吗？”她换鞋的时候问。

    “吃了。你呢？”

    “也吃了。”她把包放下，在他旁边坐下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期刊，“这篇论文我看过，作者对AI辅助司法的态度太保守了，很多论据停留在三年前的技术水平上。”

    “所以我才在看。”他翻了一页，“知己知彼。下个月的论证会上，他是我要面对的三位专家证人之一。”

    苏砚挑了挑眉，把腿蜷上沙发，侧身面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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