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的城市正在一寸一寸地被夜色吞没。高架桥两侧的写字楼亮起了零星的灯，像是有人在一张巨大的灰-色-网-格纸上随手撒了一把金粉。苏砚的车速不快不慢，始终保持在限速的边缘，变道必打转向灯，跟车距离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

    陆时衍靠在副驾驶座上，没有真的睡着。他的眼睛闭着，但眼皮底下的眼球在微微转动，像是在默算什么东西。车载音响里的老歌唱到了第二首，是一首更慢的，贝斯线低沉得像是从地底传来的心跳。

    “你在想什么？”苏砚忽然开口。她双手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声音被引擎的嗡鸣声裹着，显得有些模糊。

    “我在想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哪句？”

    “‘比你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还要早’。”陆时衍睁开眼睛，侧头看着她。车里没有开阅读灯，只有仪表盘的冷光打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照得一半亮一半暗，“你第一眼见我是什么时候？开庭那天？”

    苏砚没有回答。她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犹豫，又像是在计时。高架桥在前方分岔，她打了右转向灯，车子驶入一条通往老城区的匝道。匝道两侧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居民楼，外墙的瓷砖成片地剥落，露出下面灰扑扑的水泥，路灯也稀疏了很多，每隔几十米才有一盏，光还是昏黄的。

    “不是开庭那天。”她终于开口了，“是四年前。十一月的第三个周三。晚上七点四十。”

    陆时衍的身体微微坐直了。他是一个擅长记时间的人，律师的本能让他对日期和细节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但苏砚报出的这个时间，他没有任何印象。四年前的十一月，他还在上一家律所，跟着导师陆明德处理一桩标的很大的商业并购案，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周末都在尽职调查的资料室里度过。

    “四年前？在哪里？”他问。

    “明德律所的年终论坛。”苏砚说，“在国贸三期的那场。主题是‘科技企业与知识产权保护’。你代表你导师上台做了二十分钟的发言，讲的是AI算法专利的侵权认定标准。”

    陆时衍的眉头皱了一下。他记得那场论坛。那是他执业以来第一次在行业论坛上做独立发言，PPT改了一个通宵，西装是临时借的，上台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但那场论坛的参会名单里没有苏砚——至少公开的名单里没有。

    “我没有看到你。”他说。

    “你没看到我是正常的。”苏砚把车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两边的店铺大多已经关了门，只有一家卖五金杂货的还亮着灯，门口堆着几卷塑料水管和一摞生锈的铁桶，“因为那天我不是参会嘉宾。我是站在会场最后面的那个——端茶水的服务员。”

    陆时衍愣住了。

    车子在一处红绿灯前停下来。苏砚松开方向盘，把手搭在腿上，转过身来看着他。巷子口那家五金店的灯光透过车窗照进来，恰好落在她的眼睛上。她的瞳色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深，深到像是有人在那里面藏了很多年的东西，一直没有拿出来晾晒过。

    “那段时间我在打工。”她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讲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我爸破产之后，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我大三的学费是靠在酒店做宴会服务生赚的。那场论坛需要临时工，一个小时三十块钱，管一顿自助餐。我站在会场后面端了一晚上的橙汁，听到你上台。”

    红灯变成了绿灯，她重新握紧方向盘，车子继续往前开。

    “你讲的内容我大部分没听懂。那时候我还没转专业，学的是机械工程，对知识产权一窍不通。但是你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顿了顿，像是在从记忆里把那个句子打捞出来，“你说：‘专利保护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背后的人。如果人没有安全感，就不会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空谈。’”

    陆时衍沉默了。

    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那场发言他讲过太多东西，引用了十几个判例，列举了四组数据，但具体说了哪句话，他一个字都记不清了。可是苏砚记得。她记得日期，记得时间，记得他说了什么，连标点符号都不差。

    “就是那天晚上，”苏砚把车停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面，熄了火，却没有立刻开车门，“我回去以后，查了你律所的官网，看了你过往代理的所有案子。然后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转专业，从机械工程转到知识产权法，辅修计算机。第二个决定是——”

    她停了一下，转过头来，车厢里的灯在她开车门的那一瞬间自动亮起来，把她的话照得清清楚楚。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找一个律师，那个人一定是你。”

    陆时衍坐在副驾驶上，安全带还系着，身体却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座椅上。他看着她推开车门走下去，站在居民楼斑驳的铁门前，从包里掏出钥匙，那串钥匙上挂着一个褪了色的塑料钥匙扣，是一只卡通猫头鹰，猫头鹰的一只眼睛掉了漆，露出下面的白色塑料。

    “下车吧，陆律师。”苏砚把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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