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次改朝换代的最后战场上，总会有一面焦痕斑斑的帅旗绣着一个“余”字。刀戟血性，无与伦比。

    不必多讲这些遥远的往事了，还是回到我身上吧。只要是我熟识的亲朋好友都能证明，我的脾性与外表完全不同，可谓耿介剽悍，宁折不弯。因此，对于自己不能容忍的人和事，都会比较认真。

    也正因为深知自己的这种脾性，我一直时时警惕着，千万不要把“自己不能容忍”的圈阈扩大，哪怕是一点点。

    为了防止扩大，那就着力缩小，就像法院里的“无罪推定”。

    我在心中张罗了一个“法院”，举证的要求极为严格，只要有点滴犹疑便立即排除。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了，只要有一丝宽恕的可能，就一定宽恕；只要有一丝原谅的理由，就一定原谅。

    这种宽恕和原谅，当然是指对我自己的伤害。伤害能与仇恨相连，那一定是非常大了。因此，宽恕和原谅首先是对自己的战胜，中间会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临窗哽咽、半夜吞泪。

    “伤害如此严重，真的全然宽恕了吗？”我不断地质问自己。周围的朋友也会反对，认为这种宽恕和原谅，很可能颠倒真相、混淆视听，而且对方也未必认为是宽恕和原谅，还以为是认败、服输呢。这样一来，对方就极有可能继续施暴，或卷土重来。

    我看着这些好心的朋友，久久不说话。

    我知道，这些朋友与我的很多读者一样，都焦急地等待着我的“适度报复”。我更知道，只要我发出一个简单的信号，事情就会变得风起云涌、扬眉吐气，因为人气、智商、幽默都在我们这边。几乎不必花什么大力，对方就会狼狈不堪。更何况我的朋友中，有一批极为能干的律师。

    然而，我还是向朋友们摇头了，这不是吐气、解恨的问题。

    显然，我所面临的这个修行关口，其难其险，不下于剑门、巫峡、壶口。

    我决定订立一个最严格标准，把很多看似“深仇大恨”的人与事，排除在仇恨的范围之外。

    这种标准，又可称之为“排除条例”，至少有六条——

    一、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是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随着潮流所犯下的暴行，可以排除在外；

    二、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没有太大特权，尤其是没有官场特权和传媒特权，可以排除在外；

    三、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不是连续行恶，长期行恶，可排除在外；

    四、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疑似精神障碍的病患，可排除在外；

    五、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太低的生态等级、文化等级和艺术等级，可排除在外；

    六、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另有社会政治理念的执守而打错了枪，也可排除在外。

    四

    有了上述“排除条例”，留下的仇恨范围就变得很小很小了。连按照古今常规必须包括的对象，也没有包括。

    在此，我不妨举一些典型的例证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证，在“**”中长期关押我父亲，使我家八口人一直饥寒交迫的那些人，主要是四个人，被排除在外了。因为，那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确证个人责任。

    第二个例证，同样在“**”中把我叔叔活活逼死的那些人，主要是三个人，也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个例证，那个首先把我在“**”中悄悄编写《世界戏剧学》的勇敢行动诬陷为“**写作”的北大学生，负面影响遍及海内外。但他主要是误听了一个上海文人的谣言，因此也被我排除了。而且他又符合上述“排除条例”第六条，即另有执守而打错了枪。

    第四个例证，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湖北文人，以完全失控的臆想发表了大量攻击我的文章，每次都有骇人听闻的案情故事。但我一开始就对他作出了某种医学判断，因此也排除在外。

    第五个例证，一个与刚才说的湖北文人相似的上海文人，出了一本书，诬称我著作里有大量“文史差错”。凡是买过我书的人都会去买一本，因此名列“亚洲畅销书籍”。复旦大学文史权威章培恒教授发表文章指出该书全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此人一看，立即伪造出一个我“抄袭”章培恒的谣言，来挑拨我与章先生的关系。这个行为实在太怪异了，直到我遇到上海长海医院为他看病的医生才知道真相。我深感同情，并告诉医生，此人若有医疗经费上的困难，我可以帮助。

    第六个例证，一个上海评论者，曾提出过“谢晋模式”，成了谢晋心中的“仇人”。他又制造过“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的新闻而哄动全国，侮辱了我的广大读者。后来我发觉他只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文艺爱好者，便到谢晋墓前笑着报告了这个结论，请导演宽恕他。

    第七个例证，一个被称为北京最激烈“啃余族”的人，把我在地震灾区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的事硬说成“诈捐”而耸动媒体。但当我听说他为一件小事与两个女记者打成一团，就立即放过他了。生态等级，是一条心理红线。

    第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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