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给小朋友发的那种，“然后同一个频道里有个男人说，对不起，离心机的事他该早点做的。我男人的声音我再听不出来，这辈子护士长就白当了。”

    何成局注意到她说“我男人”三个字时，声带上的沙哑消失了。不是真的消失，是被一种更大的力量盖住了——那种力量叫“他还活着”。

    “马千里在安全区军法处的禁闭室。”何成局决定开门见山，面对一个在末日里独自支撑了一年多的老护士长，任何拐弯抹角都是对她的侮辱，“他从曲靖叛逃出来，带走了‘造神’项目的证据。军法处正在核实他的供词，他现在不能自由行动，但他很安全。”

    马晓芳沉默了片刻。然后她用右手摸了摸虎口上那道烫伤疤痕，动作很轻，像是在摸一个已经愈合但还在隐隐作痛的旧伤口。

    “他知道小雨的事吗？”她问。

    何成局没有马上回答。他不知道“小雨”是谁，但马晓芳问这个问题时的语气让他心里沉了一下——那是一个母亲问起失去的孩子时才会有的语气，音调不高，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马千里没有提过小雨。”何成局如实说。

    “他不会提的。”马晓芳重新坐回石凳上，把膝盖上的笔记本合拢。何成局看到笔记本封面上写着“鹿卧山医疗日志”，字迹工整，每个字的笔画都一丝不苟，“小雨是我们的大女儿，六岁，末日前在上幼儿园。末日第一天，她被咬了。我亲手给她注射的镇静剂，剂量不够——儿科镇静剂在医务室里锁着，我拿不到，用的是成人剂量减半。她在我怀里走的。马千里那时候在曲靖服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榕树的气根在晨风中轻轻晃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石板上，形成一片片不规则的光斑。

    刘惠珍无声地走到谢佳恒旁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谢佳恒默默地把标枪插在地上，走到村口广场边缘，开始布置警戒线。刘惠珍蹲下来检查马晓芳放在石凳旁边的医药箱——箱子里的药品所剩无几：半瓶碘伏，几小袋独立包装的生理盐水，一小卷用了一半的医用胶带，还有一把磨得锃亮的手术刀。每一件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标签朝外。这个习惯何秀娟也有——在任何环境下都把医疗器械收拾得井井有条，不是因为强迫症，是因为在急救中多花一秒找东西就可能多死一个人。

    “村子里还有其他人吗？”何成局问。

    “三个。一个骨折术后感染，我用了最后两支抗生素，体温已经降下来了，但还需要一周左右的创面护理。一个高血压，硝苯地平控释片早吃完了，我用草药给他降血压，效果不稳定。还有一个是小雨的幼儿园老师，她没有受伤，但精神状况不太好——末日后一直没开口说过话。”马晓芳站起来，把医疗日志放进医药箱，扣好箱扣，动作行云流水，“我昨天用最后一格电听了安全区的广播。你们说的那个女声——唐玲——她念了你的代号，‘巨臂’。然后说安全区食堂有红烧肉不限量供应。”

    “对。”何成局说。

    “红烧肉不限量，有番茄蛋花汤，还有大棚种的番茄——你们那里的番茄是第一茬，对吧？”

    “对。农业组在大棚里种的。”

    马晓芳把医药箱提起来，背到肩上。医药箱的背带磨得起了毛边，搭扣已经锈了，但她扣上扣子的动作依然精准利落。“我女儿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宿舍里煮了一锅番茄蛋花汤。汤煮好了，她不喝。她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爸爸在部队，过年就回来了。她说那我把汤留一碗给爸爸。我把那碗汤放在冰箱里，放了一天，两天，然后就停电了。汤馊了，我舍不得倒——不是舍不得那碗汤，是倒了就好像承认他不会回来了。”

    她抬起头看着何成局，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掉下来。末日进行到第四个年头，老护士长的眼泪早就在无数个处理伤员、缝合伤口、送走逝者的夜晚里耗干了，剩下的只有一种比眼泪更重的东西，沉在眼眶底部，不流出来，但永远在那里。

    “现在他在你们那儿。”她说，“在军法处的禁闭室里，安全，每天有饭吃，说不定还有番茄蛋花汤喝。我想去见他。不是为了那碗汤。”

    “我知道。”何成局说，“你的三个病人需要一起转移。我们有快艇，能坐六个人，刚好。安全区医疗站有专业的外科医生——何秀娟，马千里跟您提过吗？她会给您的骨折术后感染病人做创面处理。”

    “何秀娟。”马晓芳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终于有了一丝极淡的笑意，“马千里在广播里没有提她，但收音机里那个女声前天晚上播过她的名字。说她首创了银皮肤缝合术。我认识她母亲，陈素珍——以前我们在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同事。她还活着？”

    “活着。昨天刚到安全区，现在在医疗站和女儿一起工作。”

    马晓芳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医药箱的背带往肩上紧了紧。“我去叫病人。骨折病人得用担架抬，山路不好走。”

    “谢佳恒。”何成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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