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房练琴的时候，他会来看她。不是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而是待一会儿就走。他说他看到她，就能安心写论文。

    七月的南城像一个大蒸笼，空气里都是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让人觉得怎么也喘不匀那口气。琴房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旧的立式风扇，对着她吹，吹出来的风是热的，把琴谱吹得哗哗响。她练到一半出汗了就会停下来擦擦脸，用毛巾敷一敷脖子，洗把脸再继续。毛巾是从宿舍带来的，湿透了就拧干，拧干了再敷，再湿，再拧。一条毛巾可以用一下午，最后它自己也像从水里捞出来的，湿得能拧出水来。

    那天下午，李浚荣来琴房找她。推门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弹肖邦的练习曲，作品10号第3首，被后人称作“离别”的那首。曲子缓缓地、忧伤地，像一个人在黄昏时分独自走在落叶满地的街道上。邱莹莹练这首曲子不是为了比赛，只是因为想弹。比赛不弹肖邦练习曲，比赛弹的是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又是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从春天弹到夏天，从省赛弹到国赛，还是那一首。老师说，不要换曲目，弹到烂，弹到每一个音都长在你手指上。邱莹莹不知道“长在手指上”是什么意思，但她觉得快了。快长上去了。

    李浚荣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走到她前面来，就在她身后那个他通常站着的位置，站得笔直，像一根不会说话的柱子。她弹完一遍“离别”练习曲，停下来，转过身。他穿着白T恤和深灰色短裤，脚上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很简单的穿搭，但穿在他身上就是好看。那种好看不是衣服衬的，是他本人无论裹着什么面料都能自成风景的那种好看。

    “热不热？”她问他。

    “不热。你呢？”

    “热。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的，越吹越热。”

    “你听过一个说法吗？风扇不能对着人吹，会中暑的。”

    “我听过。但不吹更热。”

    他把风扇转了个方向，对着墙壁。“让空气流动起来就行，不用对着人。”

    风扇对着墙壁吹，风从墙壁上反弹回来，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种间接的、被分散了的、不像刀子一样割在皮肤上的风，虽然凉意不大，但让人舒服了很多。

    “你怎么知道这些？”邱莹莹好奇。

    “我爸说的。”

    “你爸还懂这个？”

    “他懂很多。只是不说。”

    邱莹莹看着他那张平静的、看不出情绪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和他爸爸很像，都是那种“懂很多但不说”的人。不是不想说，是觉得没必要。懂的人不需要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用沉默来保护自己，也用沉默来筛选能走进他们世界的人。

    “李浚荣，你以后也会像你爸那样吗？”

    “哪样？”

    “话少。但什么都知道。不怎么说‘我爱你’，但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说‘我爱你’。”

    他看着邱莹莹，窗外透进来的光在镜片上折射出十字形的星芒。那双被镜片遮住的眼睛变得远了、深了，像一颗在星空中燃烧却沉默不语的恒星。

    “我已经是了。”

    “那你什么时候会说‘我爱你’？”

    “你需要听的时候，我就会说。”

    “我现在就需要。”

    李浚荣看着她，沉默了三秒钟。这三秒钟里，风扇对着墙壁吹，风从墙壁上反弹回来，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几缕发丝飘到了脸上。“我爱你。”他说了。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说一个怕被别人听到的秘密。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清楚到她能数出这三个字有多少笔画——十画、七画、三画。

    邱莹莹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一种她从来没体验过的释然。像等了很多年的一句话，终于等到了。不是“我喜欢你”，不是“我在等你”，不是“你是光的本身”，而是这三个字。最简单的，最俗的，最被人说滥了的，但也是最重的——我爱你。

    “你再说一遍。”她说，声音带着哭腔。

    “我爱你。”

    “再说一遍。”

    “我爱你。每一年，每一天，每一秒。从三年前到现在，从现在到以后。”

    邱莹莹从琴凳上站起来，踮起脚尖，双手环住他的脖子。她的嘴唇贴上了他的嘴唇，不是蜻蜓点水的碰触，也不是小心翼翼试探，而是一种不管不顾的、用尽全力的、像是要把这三个字亲进他身体里的吻。

    她亲了很久。久到她觉得自己的嘴唇要肿了，久到风扇的风从墙壁上反弹回来又反弹过去不知道多少个来回。

    她退开的时候，李浚荣的耳朵尖红得能滴血。从耳垂到耳尖，整片都在充血，像两片被秋天染红的枫叶。

    “你怎么脸不红，耳朵红？”她喘着气问。

    “耳朵比较诚实。”

    七月中旬，南城遇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连续多天最高气温超过四十度，创下了历史纪录。琴房的温度在下午能达到三十七八度，人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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