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邮件看了好几遍，手指在鼠标上无意识地敲着。

    “爸，剧本定了。”她走进客厅，声音有些飘。

    “定了好。”

    “爸，您怎么不激动？”

    “激动。可你方叔叔说过，激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冷静下来再做。你书出了，电影要拍了，该激动，可激动完了还得干活。电影拍出来才是真本事。”

    陈溪点了点头。

    下午，她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溪溪，你爸说得对。书出了，电影要拍了，可路还长。慢慢走，不着急。你年轻，有的是时间。”

    “方叔叔，您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死不了。还没看到你的电影上映呢，死不了。”

    陈溪的眼泪掉了下来。

    惊蛰的第十二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惊蛰快过完了，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惊蛰的暮色中轻轻颤动，像一个人在点头。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惊蛰快过完了，春天来了，您那边也暖和了吧？溪溪的电影剧本定稿了，方叔叔说写得好。您要是在，一定高兴。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

    他蹲了很久，腿有些麻，干脆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石阶冰凉的，隔着一层棉裤，凉意还是慢慢透进来。

    “周老师，我的字进步了。方叔叔说我写的‘惊蛰’有味道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味道，可我听了很高兴。您要是在，又要批我了。您看哪里都不顺眼，这里松散，那里无力，恨不得替我写。”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惊蛰的第十三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一棵枣树，枝头已经长满了嫩叶，黄绿色的，密密麻麻的，像盖了一层薄薄的绒毯。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笑得很开心。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树叶子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好看得很。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了一下午。你啥时候回来？树绿了，你也该回来看看。”

    河生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站在枣树下的样子。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

    “哥，枣树叶子长出来了？”

    “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好看得很。”

    “好。等过了清明，我就回去看你。”

    “好。我等你。”

    惊蛰的第十四天，河生坐在书房里，铺开宣纸，拿起毛笔，蘸了墨，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他写的是——“惊蛰”。写好了，他看了很久，把它贴在墙上。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春雨如酥”。方卫国的字比他写得好，周老师的字比他写得更好。可他不急。他慢慢练，练到写不动为止。

    他想起周老师说过的话——“陈老师，你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河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可他这一辈子没有害过人，没有骗过人，没有做过亏心事。这就够了。他把毛笔放回笔架上，笔尖已经洗净了，墨也吸干了，等着下一个字。

    窗外，暮色四合，梧桐树的枝丫在昏黄的光线里像一幅水墨画。惊蛰快过完了，春分快来了。春天才刚开始。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惊蛰的暮色中响起来。德顺爷的声音好像又回来了，从黄河边穿过几十年的光阴，从这个节气的缝隙里透过来——“河生，你去吧，去远一点的地方。”

    他去了。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上海，去了大洋彼岸，去了航母的甲板上，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讲台上，去了几十万字的稿纸上。可他从来没有忘记回来。回来黄河边，回来枣树下，回来母亲长眠的地方。铜铃一响，他就知道家在哪儿。根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