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站口跑出来，远远地就喊“爸”。现在喊“爸”的换成了苏敏，那一声“爸”叫得越来越自然，像是从河生有了儿子那天起就已经在等着这个声音。

    “河生，快点。”林雨燕在前面喊他。

    “来了。”他加快脚步跟上去。

    方卫国出院那天，河生给他打了个电话。方卫国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中气，虽然不像年轻时那么亮堂，但毕竟不再是病中那种沙哑。

    “河生，我回家了。儿子把我接回来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冰箱里塞满了菜，够吃一个礼拜。”方卫国像是汇报工作，语气里却带着几分舒心的骄傲。

    “你好好养着，别急着写书。”

    “不写了。歇一阵。”方卫国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忽然换了个语气，“河生，溪溪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

    “那篇写你的，我看了，好。这孩子比我强。”

    河生握着手机，沉默了片刻。他在想，方卫国这一辈子教过不少学生，带过不少徒弟，批改过无数稿子。他很少说“好”，更少说“比我强”。这句话落下来，分量不轻。“卫国，你等着，等她的书出来，序还得你写。”

    “好，我等着。我这老命，阎王爷还没收走，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两个老人在电话里笑了，声音掺在一起，有些抖，有些哑，但听着踏实。

    下午，河生坐在书房里，把那本从北京带回来的笔记本翻开。是在医院陪方卫国的时候，他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自己都不太认得。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卫国说：这辈子值了。”

    河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拿起笔，在下面加了一行——“也值了。”

    九月的尾巴，上海下了一场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筛子筛过一样，均匀地洒在万物上。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打落了一层，铺在地上，金黄色的，踩上去沙沙响。河生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雨丝斜斜地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林雨燕在他身后给他披了一件外套。“别淋雨，感冒了。”

    “不会。”河生拢了拢外套，“年轻时淋多少雨，也没感冒过。”

    “那是年轻。”林雨燕站在他旁边，“老了，不比你年轻时候。”

    河生没有反驳。她说得对。老了，不比年轻时候。可他心里不觉得自己老。站在阳台上看黄浦江，他还是那个站在黄河边看水的少年。水不一样，人也不一样了，可看水的心，没变。

    雨停了。天边露出一抹淡淡的晚霞，橘红色的，像被水洇开的颜料。远处有货船在江面上缓缓移动，汽笛声低沉悠长。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今天带了，湿漉漉的手心里冰凉的铃身渐渐有了体温。他回头看了一眼屋里，陈溪正靠在沙发上看书，林雨燕在厨房里收拾碗筷。没有别的声音，只有挂钟在走，滴答滴答的。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秋天还长，方卫国还在，黄河还在流。

    十

    秋分过后第十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个包裹。包裹不大，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外面缠着胶带。河生拆开，里面是一包干枣，红彤彤的，皱巴巴的，散发着甜香。大哥在信里说，今年的枣晒好了，给你寄一些。信的最后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墨迹洇开了一片：“河生，枣树今年结得多，我晒了好几斤。你胃不好，别一次吃太多。”

    河生看完信，把干枣倒进盘子里。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很甜，很糯。他想起母亲晒枣干的样子——把枣洗干净，摊在竹匾里，放在太阳下晒。她坐在旁边看着，怕鸟啄，怕鸡叨，怕下雨来不及收。现在母亲不在了，大哥替他晒。大哥晒的枣和母亲晒的味道一样，可是多了一味东西，他说不上来是什么。

    “河生，你怎么哭了？”林雨燕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

    “没哭。”河生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眼睛进沙子了。”

    林雨燕没有戳穿他。她走过去，拿起一颗干枣放进嘴里。“甜。”

    “嗯。”河生又拿起一颗，“大哥晒的。”

    “大哥辛苦。”

    “嗯。”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吃着干枣。

    十一

    秋分将尽，陈溪在学校参加了一个征文比赛。题目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她写了三千字，写十年后的自己，写十年后的家人。她写父亲八十岁了，希望他身体健康，还能站在阳台上看黄浦江；她写母亲头发全白了，希望她还能在厨房里忙活；她写哥哥事业有成，希望他和嫂子依旧恩爱；她写自己三十岁了，希望自己写出了一本好书。文章的结尾她写了这么一句：“十年后的陈溪，你还好吗？我希望你还好，希望你还在写，希望你还在爱。像爸爸爱航母那样，像妈妈爱这个家那样。”

    辅导员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推荐到校刊上发表。陈溪打电话告诉河生，河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好。好好写。爸爸等着。”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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