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卫国笑了，“那篇文章后来发表了，在县报上。稿费两块钱，买了一斤猪肉，回家包了顿饺子。”

    两个老人对着车窗笑了很久。

    黄河大堤到了。堤上的柳树已经绿了，长长的枝条垂下来，在风中摇摆，像少女的长发。堤下的麦田一片金黄，收割机正在地里作业，轰隆隆的，扬起一阵尘土。

    车子停在大堤下面。河生和方卫国下了车，沿着台阶走上大堤。大堤还是老样子，高高地矗立在黄河边上。只是路面修过了，柏油的，很平整。堤上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每隔几十米就有一盏。堤下的村庄也变了，以前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红砖楼房。

    方卫国站在大堤上，看着黄河，看了很久。“河生，你说咱俩多少年没来了？”

    “十好几年了。”河生说，“上一次还是江江小时候，带他来玩。他现在都结婚了。”

    “时间过得真快。”方卫国叹了口气。

    黄河还是那样，黄黄的，浑浑的，不急不慢地流着。滩地比从前窄了不少，种着成片的速生杨，笔直笔直的，哨兵一样。

    “你还记得吗？咱俩在这儿跑步，你跑不过我，每次都让我等你。”

    “记得。”

    “你还在这儿说，将来要当工程师，造大船。我说我要当记者，写这个时代。咱俩都实现了。”方卫国的眼眶有些红。

    “实现了。”河生的眼眶也有些红。

    河生从口袋里掏出铜铃，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黄河上空回荡。

    德顺爷的铜铃响了，母亲听见了，德顺爷听见了。所有在这条河边生活过、走过、死过的人，都听见了。

    方卫国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河生。是《大河之子》的精装本，深蓝色的封面，烫金的标题。

    “河生，这本书送给你。是我写的第一本关于你的书。以后的每一本，也都送过。这一本，我藏了十几年的样书，一直没舍得给人。”

    河生接过来。

    方卫国又从背包里拿出一支笔。“你帮我签个名吧。就签在扉页上。”

    河生接过笔，翻开扉页，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陈河生”。他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

    方卫国接过书，看了看。“字还得练。”他笑了。

    “周老师说我有进步，你不信问他。”

    “周老师不在了，你说了算。”

    两个老人同时沉默了。风吹过来，带着黄河水的腥味。

    从黄河边回来，河生和方卫国去了孟教授和孟师母的墓。墓地在洛阳北邙山，离黄河不远。风水好，前有照，后有靠。孟教授生前说过，死后要葬在邙山，头枕邙山，脚蹬黄河，看着家乡的变化。他做到了，就葬在那儿。

    方卫国把一束菊花放在墓前。河生蹲下来，点燃了纸钱和香。纸钱的火焰在风中跳跃，灰烬飞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打着旋升上天空。

    “孟教授，师母，我来看你们了。方卫国也来了。你们在那边还好吗？第六艘航母在造了，比咱们以前造的大得多、好得多。你们要是还在，看到了一定很高兴。一定高兴。”

    方卫国也蹲下来，磕了三个头。“孟教授，我写了十三本书了。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记着。问问题要问关键，写文章要写细节。”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

    方卫国这次来河南，还有一个目的——给父母扫墓。他的父母葬在洛阳北郊，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墓地不大，立着两块青石碑，碑上的字已经有些模糊了。

    方卫国跪在坟前，点燃了纸钱和香。

    “爸，妈，我来看你们了。你们在那边还好吗？我写了十三本书了。你们以前说我不务正业，现在不说了吧？你们在那边看到了吗？”

    河生站在旁边，看着方卫国跪在地上。

    方卫国站起来，把膝盖上的土拍了拍。

    “河生，你说人死了，真的能变成星星吗？”

    “能。”河生说，“我妈说过，人死了会变成星星，在天上看着地上的亲人。”

    “那我爸我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他们看到我写的书，一定很高兴。”

    “一定。”

    回到上海后，河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旧物。他翻出了很多老照片，有父母的，有大哥的，有方卫国的。看到方卫国年轻时的照片，瘦瘦的，高高的，戴着眼镜，意气风发的样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铜铃，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来。

    “德顺爷，我带卫国去黄河边了。他还记得您，问您是不是还在这儿。”

    铜铃的声音清脆悦耳，像是在回答他。

    五月十五日，方卫国在北京打来电话，说复查结果很好，医生说他恢复得比预期快得多，可以正常生活了，只是不能太劳累，烟酒都不能碰了。“河生，你在上海好好过日子，别老惦记我。”方卫国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大病初愈后的轻松，“我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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