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地看。方卫国写到了中国航母的源头——那些最早提出航母设想的人，那些在艰难岁月中为中国航母事业奠基的人。他写到了那位老将军，写到了孟教授，写到了河生，写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人和工程师。

    河生看完最后一页，把书合上，放在桌上。他拿起手机，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几声就接了。

    “卫国，书收到了。”

    “怎么样？”

    “很好。”河生说，“写得真好。你把那些已经走了的人都写活了。你写那位老将军踮起脚尖看美国航母那段，我看哭了。”

    “那段我也写哭了。”方卫国的声音有些沙哑，隔着电话都能听出那份哽咽，“河生，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

    “值。”

    “我也觉得值。”方卫国说，“咱们从黄河边走出来，走到今天，不容易。”

    “是啊，不容易。”

    两个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

    “河生，我身体不太好了。”方卫国忽然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医生说我心脏有点问题，需要搭桥。下个月做手术。”

    河生的心猛地一沉，手里握着的手机差点滑落。“什么时候？”

    “五月十二号。”

    “我去看你。”

    “不用，小手术。”方卫国笑了，“你在上海忙你的，别来回跑。”

    “一定要去。”河生的语气很坚决，“你不让我去，我也去。你当年写我的故事，写了十几年，写了十几本书，我在病房门口等你几个小时算什么？”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好，你来。”

    挂了电话，河生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摇晃，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墙角那棵石榴树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点头，像在安慰谁。他想起了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瘦瘦的，高高的，戴着眼镜，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追着新闻跑，追着真相跑。他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高一的教室里，方卫国坐在他后面，拍拍他的肩膀：“喂，你叫什么名字？”“陈河生。”“我叫方卫国，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一句话，定了四十多年的交情。

    林雨燕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河生的脸色不对，走过来问：“怎么了？”

    “卫国要动手术，心脏搭桥。”河生抬起头看着她，眼里有几分惶然。

    “严重吗？”

    “说是小手术，可搭桥哪有小手术？”

    林雨燕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你别太担心，现在医学发达，这种手术成功率很高。你去北京看看他，陪陪他。”

    “嗯。”河生点了点头，“我去。”

    八

    四月中旬，陈溪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作文比赛，题目是《我身边的大国工匠》。她写的还是河生，写他造航母的故事。这一次她写得更细，写他的手——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的黑色油墨。写他的眼睛——浑浊的，但在讲航母时会突然亮起来的眼睛。写他的沉默——不是不想说话，是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

    “我父亲不是一个会说好话的人。他这辈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应该的’。问他辛苦不辛苦？应该的。问他累不累？应该的。问他值不值得？应该的。他不说爱，不诉苦，不要回报。他只知道，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河生看完这篇文章，沉默了很久。他把稿纸放在桌上，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春天的暖风中散开，很快就看不见了。他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他从小就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母亲不会说，父亲不会说，德顺爷也不会说。他们只会做——下地干活，黄河上跑船，在船坞里造航母。

    陈溪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爸，您别难过。”

    “没难过。”河生抽了一口烟。他装烟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道是因为哭意，还是因为老了。

    “那您别抽烟了。对身体不好。”陈溪把他手里的烟拿过来，掐灭在花盆里。

    “好。”河生没有拦她。

    陈溪靠在他肩上，父女俩就这样站着，谁也没说话。风吹过来，带着梧桐树叶的沙沙声和石榴花的淡淡香气。

    九

    四月十八日，河生坐高铁去了北京。陈江说要陪他去，他说不用，自己去就行。林雨燕不放心，非要跟来。老两口在高铁上并排坐着，窗外掠过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间或有几块油菜花田，黄得晃眼。

    “河生，你说卫国的手术能成功吗？”林雨燕靠在座椅上，一只手下意识地攥着安全带。

    “能。”河生看着窗外，语气比心里踏实很多。

    “你咋知道？”

    “好人一生平安。”河生顿了顿，“卫国是好人。他一辈子写书，写的都是正能量的东西，鼓励了很多人。好人有好报。”

    车子到北京时已经是下午。方卫国的儿子来车站接他们，比上次见面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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