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我和表哥在南山坳里看到了死去的大姨夫。大姨夫头朝南脚朝北很安静地躺在草地上，样子似睡去了。大姨夫的神态很安详，我还从没见过大姨夫这么舒心安详过。

    憋了一夜的大雨没有下，当我和表哥抬着早就僵硬了大姨夫往家去时，大雨如注地下了起来。我们走进家门的时候，大姨已经找来了木匠开始为大姨夫做棺材了。木匠们在外间屋里忙碌着，当我和表哥不知把大姨夫放哪好时，大姨站在门口就说“抬屋里，抬屋里。”我和表哥就把大姨夫抬到大姨夫和大姨平时睡觉的炕上。大姨坐在炕上，瞅着大姨夫，就那么瞅着。大姨没有哭，一直呆呆死死地看着大姨夫。我怕大姨受不住，一直站在大姨身旁。半晌，大姨发现了我，冲我说：“你照看一下干活的木匠，我要和你大姨夫说几句话。”我就出来了。出来的我看着大姨仍那么呆呆死死地望着大姨夫。

    邻居们都来劝我大姨，我大姨就说：“死了就死了吧，早死早脱生，剩下的人还不得活不是？”仿佛别人劝的不是她，而是她在劝别人。

    大姨夫出殡那天，把棺材落到在南山坳那个挖好的坑里。表哥第一锹土落下时，平静的大姨突然冲过去，趴在坑边，用前所未有的声音喊了一声，“天哪，你把我们孤儿寡母扔下了呀——”大姨于是哭得天翻地覆。大姨起初那几天心里并不平静，她是在压抑着自己的意志。大姨夫死的第二年，全国恢复了高考，我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了。录取通知书一直在我兜里装着，我没有拿出来，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去上大学了，这么多年我靠着大姨一家把我养大成人，我太清楚大姨家日子是怎么艰辛地过来的。

    大姨夫知道自己有病了，他更知道看病要钱。他觉得拖累了这个家这么多年，便服毒而死。表哥为了让我上学，只念了五年级，便辍学放牛。难道我还要让大姨养活下去吗？

    直到那张录取通知书在我兜里揣烂了。

    秋天的时候，接兵的来了。大姨把我和表哥叫到她的屋里，对我们说；“你们都去当兵吧：咱这个农村想出息，个人只能走当兵这条路了。”

    表哥就说：“家里扔下你一个人咋办？”

    大姨说：“我能动，这么多年拖累得你也没念成书。你去吧，家里有妈呢。”

    那一年，农村已不讲成分论了，各种错划右派的人也正在开始平反昭雪，我又想到了在新疆的一家人。那里似乎成了遥远的一个梦，我已经淡忘了，我的一切已完全融进大姨家了。

    那一年，我和表哥都如愿地体检。

    我和表哥要走的那一天，我才把考大学没去的事对大姨说了。大姨愣愣地看了我半晌，伸出手帮我理一理新军装说：“孩子懂事了，大姨不怪你，当兵吧，和你表哥都出息个人。”

    大姨送我和表哥那一天是个清晨，天上飘着那一年的第一场雪。

    大姨一句话不说，送我俩到村头，挥了挥手说：走吧，到部队上打封信回来。

    四

    刘大川被红旗嘎村的两个民兵押了回来，身后还跟了一个弓腰缩背的中年男人。那男人一见柴营长，“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说：“长官给我做主哇！他偷我老婆，你可得给我做主哇——”

    父亲认出来了，那个男人就是刘大川的房东。农场的人拉练到红旗嘎村，刘大川四五个人被派到这个男人家吃饭住宿。住宿期间，那个男人就发现老婆和刘大川两人眉来眼去。拉练结束那天晚上，那男人还发现自己的老婆和刘大川躲在石头后，抱头痛哭。那男人当时没有发作，拉练的走了之后，他把老婆痛打了一次。

    几天之后的夜里，老婆突然失踪了，他就想到了刘大川。他报告了村里的民兵排，民兵们就在村头那片戈壁滩上抓到了两个搂抱在一起的人。民兵们就把刘大川押了回来。那男人抱住柴营长大腿哭诉时，柴营长没经过这样的事，求救地望我父亲。我父亲就说：“你回去吧，这件事我们来处理。”两个民兵就走了，那个汉子还回过头冲父亲和柴营长说：“他偷我女人，你可为我们做主呀——”

    刘大川一时成为农场的桃色新闻的中心。

    批斗会自然是少不了的，全农场的人坐在那只悬在电线杆的孤灯底下，中间围着刘大川，批判大会由柴营长和我父亲组织，先让刘大川交代，刘大川腰不弯头不低，一点也看不出悔过的意思。刘大川两眼闪着亮光，面色潮红。刘大川这神气令我父亲和众人不解。刘大川咬着牙一字不说，只是一遍遍地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一个国民党营长，现在农场的劳改犯用如此的态度对待人民的审判，令柴营长和父亲非常的生气。

    柴营长又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说：“你看该怎么办？”父亲望一眼刘大川，又看一眼苍凉天空，冷冷地说一句：“打！”

    刘大川被人们团团围在中间，父亲命人找来一条赶牛的皮鞭，在手里挥了挥说：“胡排长。”“到。”胡麻子从人群里走了出来，站在我父亲和柴营长面前。父亲把鞭子递到胡麻子手上，胡麻子犹豫着接过鞭子，看一眼我父亲，看一眼站在那里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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