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存在于他们之间，不是刻意的温柔，而是真正把一个人放在心上的证据。

    老宅的院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锁孔已经生了锈。苏砚从钥匙串上找出一把铜色的小钥匙，插进去拧了两下，没拧动。她又试了一次，铁锁纹丝不动，像是一个倔强的老头抱着胳膊挡在门口。

    “我来。”陆时衍接过钥匙，没有直接去拧，而是蹲下来对着锁孔吹了两口气，然后把钥匙插进去，轻轻晃了晃，再一拧——“咔哒”一声，锁开了。

    苏砚看着他，表情有些微妙：“你还会开锁？”

    “这不叫开锁，这叫生活常识。”陆时衍推开铁门，回头看她，“锁孔生锈了，光靠蛮力拧不动，你得让它松松筋骨。这跟你公司里那些技术难题是一个道理，有些时候不是方案不对，是时机不到。”

    苏砚跨进院门，踩在长了青苔的水泥地上，忽然说了一句：“你这张嘴，不当律师也可以去当哲学家。”

    “哲学家不挣钱。”陆时衍跟在她身后，顺手把铁门带上。

    院子不大，靠墙的位置种着一棵枇杷树，树干粗壮，枝叶茂密，看样子有些年头了。苏砚走到树下，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这棵树是我七岁那年，我爸种的。他说枇杷成熟的时候最甜，让我学会等待。”

    陆时衍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没有接话。他知道这个时候她不需要回应，只需要一个听众。阳光从枇杷树的叶子缝隙里漏下来，在两个人身上洒了一身碎金。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苏砚在树下站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忘了时间。然后她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日的从容，但眼眶微微有些发红。她没有哭，苏砚这个人，好像天生就缺少哭泣的功能，她的悲伤从来不往外流，只往里吞。

    “进屋吧。”她说。

    老宅的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整洁得多，定期打扫的痕迹很明显。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里的苏远山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抱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旁边站着一个温婉的女人。陆时衍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没心没肺，和现在这个永远冷静自持的苏砚判若两人。

    苏砚从储藏室里搬出一个纸箱，里面是苏远山生前的遗物：几本工作笔记，一沓泛黄的照片，一个旧的算盘，还有那张家喻户晓的便签，被塑封在一层塑料膜里。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在茶几上，动作很轻，像在触摸一个易碎的梦。

    “这些东西我每年都会拿出来看一遍，”苏砚说，盘腿坐在地毯上，背靠着沙发，“每次都想从里面找出点什么，但每次都找不出来。我爸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在告诉我，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认真的商人，一个爱女儿的父亲。可是一个好人的结局是被人吃干抹净，然后从楼顶跳下去。”

    陆时衍在她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本工作笔记翻了翻。笔记的内容很琐碎，记录着公司的日常运营、会议纪要、技术方案的草图。苏远山的字迹工整而用力，每一笔都像是刻上去的，看得出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

    “你后来查过，设局的人除了我导师，还有谁？”陆时衍问。

    “三个，”苏砚说，“一个已经死了，心肌梗塞，十年前的事。一个在监狱里，因为别的案子。还有一个——”

    她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奇怪的笑意：“还有一个现在是我公司的股东，三年前被我一点一点收购了他手里的股份，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女儿在国外读书的学费，其实是从我手里流出去的。”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调查导师的过程中，也做过类似的事——用最合法的手段，做最狠的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苏砚是同一种人，只不过他披着法律的外衣，而苏砚披着商业的外衣。他们都是那种会把仇恨嚼碎了咽下去，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慢慢消化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记仇了？”苏砚忽然问。

    “不，”陆时衍说，“我在想，我们俩本质上是一种人。”

    苏砚偏头看他，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然后轻轻笑了一声。那个笑容很淡，但确实存在，像是冰面下一条一闪而过的鱼。

    “你说得对，”她说，“所以我只在你面前不用装。”

    这句话比任何情话都重。陆时衍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疼，但是酸酸涨涨的。他伸出手，覆在苏砚放在茶几上的那只手上，掌心贴着她的手背，没有用力，只是搭在那里。

    苏砚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没有抽开。

    “我爸走的那天早上，”她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他送我上学，在学校门口蹲下来给我系鞋带。他系鞋带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先打一个死结，再打一个蝴蝶结，他说这样永远不会散。那天他系了很久，久到门卫大爷都过来问怎么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摸了摸我的头，说‘砚砚，不管发生什么事，记住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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