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破产案，周牧之代理的是对方公司。按照程序，他没有权限调阅你父亲的破产案卷，除非——”

    “除非他买通了法院的人。”苏砚接上。

    “或者，”陆时衍顿了一下，“除非这份签到表从一开始就不在法院的档案里。是有人事后塞进去的。”

    苏砚的手指在鼠标上收紧。屏幕上的光标在那个描出来的“苏”字上微微颤抖，像一个在认罪书上按手印的人。

    “继续往下翻。”她说。

    ---

    第47份文件是一份手写的会议记录。

    记录的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4月2日的“技术论证会”，参会人员名单里出现了三个名字：对方公司的技术总监、一位来自某高校的“专家证人”、以及——

    陆时衍。

    陆时衍。这三个字出现在一份2008年的文件上。

    而2008年的陆时衍，还在读法学院二年级。他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与技术论证相关的会议上。

    陆时衍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苍白。不是恐惧，是一种比恐惧更深的情绪——像是你站在一面镜子前，却发现镜子里的人做了你从未做过的事，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

    “这不是我。”他的声音沙哑，“2008年我大二，那年我在——我甚至不在那个城市。我在老家的法院实习，有几十个同事和带教法官可以作证。”

    “但有人想让这份文件看起来是你。”苏砚将文件往下翻了一页，第二页是会议记录的“发言摘要”，其中一段被红色记号笔标注出来——

    “陆时衍（实习律师，周牧之教授课题组成员）提出：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九条，反向工程不视为侵权。本所代理的原告方已对争议产品完成逆向解析，建议将技术鉴定的重点放在‘实质性相似’的证明上。”

    这段话写得极其专业。引用了正确的法条，使用了当时通行的话术格式，甚至连“实质性相似”这个后来才流行起来的术语都用得恰到好处。

    但陆时衍没有说过这段话。他这辈子从来没参与过任何与技术专利相关的案件，直到三个月前代理那起千亿AI专利案——苏砚的对立面。

    “他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陆时衍的声音空洞，像一个终于看清自己一生都被操控的人，“周牧之。他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伪造我参与这起案件的证据。我那时候甚至还不认识他。我是进了法学院之后才——不对。”

    他突然停住了。

    苏砚转头看他。陆时衍的瞳孔在机房幽暗的光线下急剧收缩，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后脑勺。

    “我为什么会进周牧之的律所？”他问，不像是在问苏砚，更像是在问自己，“我法学院的成绩是全院第三，毕业时有四家红圈所的offer。周牧之的律所规模排不进前二十，薪资不是最高的，平台不是最大的。但我偏偏选了他。因为——”

    “因为他主动联系了你。”苏砚替他说完了。

    陆时衍闭上眼睛。是的。周牧之在他大四那年亲自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看过他在校刊上发表的几篇论文，觉得这个年轻人“对法律的信仰跟自己是同一种底色”。二十三岁的陆时衍被这句话感动得几乎失眠。

    现在回想起来，那通电话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剧本里的台词。

    而他是唯一不知道自己在演戏的演员。

    ---

    苏砚继续往下翻文件。

    第89份。第134份。第201份。

    越往后翻，伪造的痕迹越密集。陆时衍的“签名”出现在不止一份文件上——技术鉴定委托书、证据清单确认表、庭审观摩申请书——每一份都做得天衣无缝，签名的墨迹深浅、笔锋走势、甚至笔画的先后顺序，都经过了精心仿制。

    “他不是在伪造证据。”苏砚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缝，“他是在造一个人。”

    一个他需要的陆时衍。

    一个从大二开始就参与过商业机密案件、跟周牧之的团队有深度绑定、在“苏远山破产案”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的“陆时衍”。这个人不存在，但纸面上存在。而纸面上的存在，在某些时候，比真实的存在更有用。

    “如果这些文件被公开，”陆时衍缓缓开口，“没有人能证明我没有参与过当年的案件。我唯一的辩解是‘不是我签的’，但笔迹鉴定的结果会告诉我——不，就是你签的。因为周牧之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来完善这些笔迹样本，他不会在技术细节上犯错。”

    “他会用这些文件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陆时衍摇头，“但我知道一件事——这些文件存在的本身就足以毁掉我。我是一个律师，如果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二十年前有没有参与过一起伪造证据的案件，那我就再也没有资格站在法庭上了。”

    苏砚沉默了很久。

    屏幕上的光在她脸上流动，将她的表情切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然后她突然动了——不是翻文件，不是敲键盘，而是转过身，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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