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资本集团。你父亲破产后，苏氏科技的专利被拆成了两个部分，核心技术流向境外，外围专利被国内几家壳公司瓜分。明盛资本拿到的那一块只是皮毛，骨头上的肉早就被剔干净了。”

    她从大衣内侧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陆时衍面前。

    “我在资本总部待了三年。这三年，我每一天都在备份文件。不是因为我有良心发现的一天，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想着永远给他们卖命。我留这些，是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万一哪天他们要对我下手，我至少能还手。但后来我发现，这条退路我走不了——文件在我手里只是一堆废纸，我不懂怎么用。”

    她看着陆时衍，眼神疲惫但坦诚。

    “你能用。你是律师。你知道哪一条记录对应哪一条法律，哪一组数据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这些东西在你手里才不是废纸。”

    陆时衍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一页一页地翻。苏砚站在他身后，越过他的肩膀一起看。文件上的数字密密麻麻，账户、金额、日期、签字——每一条记录都是一条命，一条被资本绞杀的命。陆时衍翻到其中一页的时候，手指忽然停住了。那一页上写着一个名字。

    周砚秋的名字后面，跟着一排数字，每一笔钱进出都标注了日期和用途。最早一笔，是苏砚父亲公司破产前的一个月。用途栏写着：“咨询费。”

    苏砚也看到了。她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咨询费。这三个字比任何杀人放火都要干净体面，干净体面到让人觉得恶心。她父亲当年也许还请周砚秋喝过茶，也许还握过手，说“周律师，以后就麻烦你了”。而那个人杯子还没放下，已经把刀子捅进去了。

    陆时衍把文件收好，抬起头：“薛紫英，你有没有给自己留过后路？”

    薛紫英愣了一下。

    “上次庭审，我当场拆穿了你在帮周砚秋窃取我手里的证据。那次你没留后路。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但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不是给你自己的。你自己那条路，在哪儿？”

    薛紫英低下头，手指把水瓶捏得咯吱响。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从来只给自己留一条路——后退的路，逃跑的路，事发了就跑、换一个城市换一个身份重新开始的那条路。但这一次她回来了，回来就不是为了跑。不是为了跑，但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苏砚站起来。她走到薛紫英面前，伸手。薛紫英以为她要握手——两个女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也许可以有一个有仪式感的和解。但苏砚没有握她的手。苏砚把她的围巾从薛紫英脖子上摘下来，叠好，放在桌上，然后握住薛紫英的手。不是礼仪性质的握手，而是那种很用力、能把骨头握疼的握法。

    “你那天在法庭上，站出来交出录音的时候，你的腿在抖。”苏砚说。

    薛紫英点头。

    “抖得跟筛糠一样。但你站住了。一个人腿抖成那样还站得住的，不多。今天你带的这些东西，够他们把牢底坐穿。但你得想清楚——你不是在为过去赎罪。赎罪太重，你背不动，也没人要你背。你把该交的交出来，接下来要做的事，比赎罪更费劲。”

    “什么事？”

    “活着。往后的人生里，踏踏实实地活。替那个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的自己，活一场轻松的。”

    薛紫英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掉法——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流过脸颊，滴在桌上，一滴一滴，像是一个攒了太多年的水库终于开了闸。她松开苏砚的手，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站起来。

    “那我先走了。”

    “去哪儿？”陆时衍问。

    “回家。”

    “你家楼下现在至少有四拨记者蹲着。你确定要回去？”

    薛紫英愣了一下，然后苦笑。那苦笑里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释然。做了这么多年的事，跑了这么多年的路，到头来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不知道该怪谁，好像最该怪的人是自己，但最不该全怪的人也是自己。

    “那我去哪儿？”

    苏砚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地址，递到薛紫英面前：“我公司楼下有一套员工公寓，空的，密码锁。没有人知道那个地址。”

    “你让我住你的房子？”

    “不是住。是借。等你找到自己的住处就搬走。”

    薛紫英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地址，看着苏砚那张没有多余表情的脸。她忽然明白了苏砚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替那个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的自己，活一场轻松的。”苏砚不是原谅了她。苏砚是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在往后的日子里，自己原谅自己。

    “好。”薛紫英接过手机，把地址存在自己的通讯录里，“谢谢。”

    “别谢我。”苏砚说，“谢你今天拿出的那个U盘。”

    “U盘不是我——”

    “是你交的。谁备份的不重要，谁递上去的才重要。”

    薛紫英走了。她走出调解室的时候，步子比进来时轻了很多。黑色大衣的下摆被走廊里的风吹起来，她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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