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不是逃。是我欠的，该还了。新华机械厂那一百一十七个人，我欠他们一个真正的公道。二十年了，他们有人已经不在。活着的，我去找。一个一个找。找到了，把当年的事说清楚。他们原谅不原谅，是他们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

    “紫英是我让她来的。她欠我的，今天还清了。你欠我的，今天也还清了。灯留给你。我带了火柴。”

    信的最后一行，没有落款，只写了一个日期。今天。

    陆时衍把信放下。煤油灯的火苗静静地燃着，灯芯吸上来的煤油在火里化成光和热。他看着那盏灯。玻璃罩上刻的那行字——“秉烛夜读，明理求真”。他送的。十五年前，研一，教师节。他在旧货市场淘的，铜灯座，玻璃罩，花了一百二十块。那时候他一个月生活费四百块。贺铭远接过去，没说什么，放在书架最上面。他以为贺铭远不喜欢。后来去他家，看见灯在床头柜上，灯罩擦得干干净净，灯芯是新换的。他还是没说什么。贺铭远也没说。师生之间，很多话不用说出来。不说，比说重。

    薛紫英站起来。煤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他走之前，还让我带一句话。”

    陆时衍抬起头。

    “他说，时衍，你比我强。强在你还信。信比不信难。他信不动了，所以走了。”

    薛紫英走到门口，停下来，没回头。“还有一句。是他自言自语说的，我听见了。”

    “什么？”

    “他说，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一件事，是当年把奖学金还给了你。最对不起的一件事，也是这个。”

    薛紫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一级一级往下，越来越远。木楼梯在脚下吱呀作响，每一声都在空楼里回荡。最后一声从一楼传来，然后门轴吱呀了一声。她走了。

    楼里只剩下煤油灯的光，和两个人。

    苏砚从门框边走过来，在陆时衍对面坐下。就是薛紫英刚才坐的那把椅子。椅面还留着她的温度。苏砚没碰那些文件，也没碰那盏灯。她把右手伸过桌面，覆在陆时衍的手上。他的手是凉的，比她想象中凉。她没握紧，只是覆着。掌心贴着他的手背，让温度一点一点透过去。

    陆时衍看着煤油灯。火苗在玻璃罩里安静地燃着，偶尔跳一下，又稳住了。“我研一那年冬天，特别冷。宿舍没暖气，我感冒了，躺了三天。他知道以后，让我搬去他家住。他一个人住，房子很大。书房里全是案卷，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睡书房，晚上冷，他就把这盏灯点上，放在我床头。说煤油灯比电灯暖。”

    火苗跳了一下。

    “我住了半个月。走的时候，他把灯送给我。我没要。我说这是送你的教师节礼物，不能拿回去。他也没勉强，放回书架最上面。”

    苏砚听着。她的手还覆在他手背上。

    “后来我毕业，进了律所。每年教师节都去看他。他书架上的东西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这盏灯一直在。有一回我问他，这灯你点过没有？他说，常点。写裁决书写到半夜，电灯太亮，刺眼。就点这盏灯。光软，字也软了。”

    窗外起了风。爬山虎的叶子擦着玻璃，沙沙响。煤油灯的火苗被门缝里透进来的风拂动，晃了晃，没灭。

    “他把灯留给我了。”陆时衍的声音很低。“他带走了火柴。”

    苏砚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掌心里那四道指甲印已经淡了，但还能看见痕迹。她用拇指轻轻按了按那些痕迹。陆时衍的手指蜷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了。

    “他不是在逃。”苏砚说。“他去找那一百一十七个人了。”

    陆时衍没说话。

    “二十年。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

    煤油灯的火苗矮了一截。灯芯快烧到头了。陆时衍伸手，把灯罩揭开，从桌下摸出一根新灯芯换上。旧灯芯从灯座里抽出来，顶端烧成黑色的炭球，轻轻一碰就碎了。他把新灯芯浸进煤油里，用火柴点上。火苗先是小，然后舒展开，比刚才更亮。他罩回灯罩。

    “走吧。”

    他站起来。那些文件他没拿。信也没拿。劳动合同、仲裁裁决书，全留在桌上。煤油灯也留在桌上。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火苗在玻璃罩里燃着，光映在后面的墙上。墙上原来挂锦旗的地方，锦旗被薛紫英摘下来放在桌上。墙面留下一块干净的长方形，周围的灰尘把它框出来。像一幅看不见的画。

    苏砚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两个人下楼。木楼梯在脚下响着。走到一楼，大厅里的锦旗还在桌上摊着。那些金线绣的名字在黑暗里看不见，但苏砚知道它们在那里。一百一十七个，新华机械厂全体职工。贺铭远去找他们了。

    走出门洞。月亮升高了，照在爬山虎上，叶子反射着银灰色的光。巷子里的碎砖路被月光照得发白。陆时衍走了两步，停下来。他蹲下，从地上捡起那块瓦片。苏砚鞋底那块。走出来的时候掉在这里了。他把瓦片上的灰在裤腿上擦干净，塞进口袋。

    两个人沿着来路往回走。月光把影子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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