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案子的律师。他帮苏砚把东西放进后备箱——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装着病历的袋子——然后拉开副驾驶的门，等苏砚坐进去，才关上门。

    苏砚系好安全带，看着车窗外缓缓后退的医院大楼。

    “我讨厌这个地方。”她说。

    “谁不讨厌呢？”陆时衍发动车子，驶出停车场。

    车开得很稳，不疾不徐，像他这个人一样。苏砚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街景。这座城市她生活了十几年，可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它。以前是忙着创业，忙着跟投资人周旋，忙着跟竞争对手厮杀，哪有闲心看风景？

    现在她才注意到，这座城市的梧桐树长得真好。五月的梧桐，叶子已经长得巴掌大了，嫩绿嫩绿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你公司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陆时衍问。

    “技术总监的位子暂时由CTO代理。”苏砚说，“股东们开了个会，决定暂时不引进外部投资人，先把内部管理理顺。那几个被查出有问题的董事，已经主动辞职了。”

    “资本那边呢？”

    “还在谈。”苏砚的语气平淡，可陆时衍听出了那平淡下面的疲惫，“他们想和解，条件开得很高。我不打算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害死了人。”苏砚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陆时衍，你知道吗，我父亲公司破产的那年，有一个老员工跳楼了。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他觉得公司倒闭是他的错。他写了一封遗书，说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同事，对不起家人。”

    她顿了顿。

    “那个老员工，我小时候叫他王叔叔。他每次来我家，都会给我带一包大白兔奶糖。”

    车里安静了很久。

    “所以，”苏砚说，“我不接受和解。我不要他们的钱，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陆时衍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他知道，这个时候不需要安慰。苏砚不是那种需要被安慰的女人，她是那种需要有人站在她身边的人。

    “好。”他说，“我帮你。”

    苏砚转过头，看着他的侧脸。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一半明一半暗的光影。他的鼻子很挺，下颌线很硬，像刀裁出来的。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陆时衍没有看她，目光盯着前方的路。

    “因为你需要帮助。”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苏砚忽然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笑，不是那种社交场合的假笑，而是真真切切的、从心底里涌上来的笑。

    “陆时衍，”她说，“你这个人，真的很不会聊天。”

    陆时衍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我知道。”

    四

    车在苏砚的公寓楼下停了。

    那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高层公寓，苏砚住在二十八楼。陆时衍把车停好，从后备箱拿出东西，送到电梯口。

    “我自己上去就行。”苏砚说。

    “你肩膀上有伤。”

    “只是擦伤，又不是断了。”

    陆时衍没有坚持。他把东西递给她，退后一步。

    “有什么事打电话。”他说。

    苏砚接过东西，走进电梯。电梯门快要关上的时候，她忽然伸手挡住了门。

    “陆时衍。”

    “嗯？”

    “你导师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陆时衍的表情没有变化，可苏砚注意到，他的手插在口袋里，手指在口袋里微微动了一下。

    “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陆时衍说，“不是因为我恨他，是因为法律需要他受到惩罚。”

    苏砚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明明恨那个人恨得要死——那个人毁了他导师的名誉，毁了他的职业信仰，毁了他对法律的信任。可他说出来的话，永远是冷静的、克制的、滴水不漏的。

    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情绪露出来。

    除了那天在法庭上，她扑向他、子弹擦过她肩膀的那一刻。那一刻，她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害怕，不是愤怒，而是比这些都更深、更烈、更难以控制的东西。

    那是什么，她当时没来得及想。

    现在她知道了。

    是心疼。

    “陆时衍。”她说。

    “嗯？”

    “你那天在法庭上，为什么哭？”

    陆时衍愣住了。

    “我没有哭。”

    “你哭了。”苏砚说，“我看到了。子弹擦过我肩膀的时候，你的眼睛红了。”

    陆时衍沉默了。

    电梯门缓缓关上，在最后一刻，苏砚听到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被电梯门的闭合声盖住了大半，可她还是听清了。

    “因为我怕失去你。”

    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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