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大多是家长里短，但其中有一段写道：

    “姑母家的君子兰今年开得甚好，五朵齐放。可惜前些日子连日阴雨，三朵已谢，余下两朵待开，不知能否等到天晴。”

    当时江一苇并未在意，只当是普通的家常闲谈。现在回想起来，那封信的寄出日期，正好是“台风计划”第一阶段演习开始前三天。

    那封信就是暗号本。

    江一苇感到一阵寒意从尾椎骨升起。魏正宏用如此隐蔽的方式设置暗号，说明“夜枭”这条线的层级极高，很可能是直接与“海燕”相关的关键人物。

    而明天早晨七点，这个人物将在士林园艺试验所落网。

    如果他落网，会不会供出更多情报？会不会牵连到台北的地下网络？会不会——威胁到“海燕”的安全？

    江一苇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规律而轻微的“嗒、嗒”声。这是他在极度紧张时的习惯动作，就像发电报时的按键。

    他必须做出选择。

    选择一：按兵不动。

    这是最安全的选择。他继续扮演好机要秘书的角色，明天按时上班，假装对抓捕行动一无所知。无论“夜枭”是谁，无论行动结果如何，他都不会暴露。

    但如果“夜枭”是地下党的关键人物，如果他知道“海燕”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在审讯中扛不住魏正宏的手段……

    江一苇的脑海中浮现出上个月审讯室的一幕：一个涉嫌通共的报社编辑，被魏正宏发明的“滴水刑”折磨了三天三夜，最终精神崩溃，把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幻想出来的“同党”全部供了出来。

    那个编辑最后被拖出去时，眼神已经像死鱼一样空洞。

    选择二：冒险示警。

    这意味着他要设法在明天早晨七点前，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但此刻已是深夜十一点，军情局大楼虽然人不多，但门口有岗哨，院墙有巡逻，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监控。

    而且，他不知道“夜枭”是谁，不知道如何联系地下党。他唯一能传递消息的渠道，是每两周一次、在中山北路“光华书店”的固定接头——而上次接头是五天前，下次还要等九天。

    时间，没有时间了。

    江一苇掐灭烟头，又点了一支。他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视，最终落在墙上那幅蒋介石亲笔题词的复制品上：“忠党爱国”。

    这四个字他每天都要看几十遍，但现在只觉得讽刺。

    三年前，他的哥哥江一帆，那个曾经满怀理想投身革命的青年，在“二二八事件”后的清乡行动中，因为私下放走两名疑似“**分子”的村民，被宪兵队当场击毙。尸体送回老家时，母亲哭瞎了一只眼睛。

    而击毙哥哥的宪兵队长，第二年就因“肃清有功”晋升少校，现在在警备司令部任职，每天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

    从那时起，江一苇就知道，在这个岛上，所谓的“忠党爱国”不过是屠杀同胞的借口，所谓的“反对地下党复国”不过是维持特权的手段。

    他加入军情局，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这是乱世中难得的铁饭碗。他努力工作，不是想升官发财，只是想让老家的母亲和妹妹能够活下去。

    直到一年前，他在整理“二二八事件”的封存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名单——那些被秘密处决的“**嫌疑分子”中，有他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有他哥哥生前的挚友，有他老家隔壁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杂货铺老板。

    他们都死了，死在“忠党爱国”的枪口下。

    而他们的罪名，大多只是“思想左倾”、“同情**”、“散布不当言论”。

    那天晚上，江一苇在档案室里待到凌晨。他一份份地翻阅那些泛黄的卷宗，看着一张张模糊的照片，读着一行行冰冷的“处决记录”，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裂、重组。

    离开档案室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淡水河边，看着对岸灰蒙蒙的观音山，突然想起哥哥临终前对他说的话：

    “一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在错误的路上，要有勇气回头。”

    可是回头，谈何容易。

    他已经在军情局工作了两年，经手过无数机密，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思想动摇”的迹象，魏正宏会第一个把他送进审讯室。

    他只能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系统中，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像走钢丝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直到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

    二、雨夜接头

    那天是1953年9月12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江一苇加班整理完最后一份文件，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是魏正宏从家里打来的：

    “一苇，我书房左手边第二个书架的《古文观止》里，夹着一份‘高雄港务稽查报告’，你马上给我送到家里来。现在就要。”

    江一苇不敢怠慢，立刻找到那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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