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现在已经是二月中旬，留给他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了。

    他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到台风计划的详细部署，并安全传递出去。否则，一旦台军完成集结，对金门、厦门发动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楼梯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林默涵迅速关闭发报机，将它藏进地板下的暗格里。刚盖好地板，阁楼的门就被推开了。

    陈明月端着托盘站在门口，托盘上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听到你上楼，就知道你肯定没吃晚饭。”她走进来，把面放在小桌上，“趁热吃吧。”

    面是阳春面，清汤，葱花，还有一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很简单的食物，但在这危机四伏的夜晚，却显得格外珍贵。

    林默涵确实饿了。他接过筷子，大口吃起来。

    陈明月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忽然说：“刚才老吴回来了。”

    “阿旺怎么样？”

    “张律师见到了他，说是偷了一包白糖，价值不高，关三天就能放出来。”陈明月顿了顿，“但张律师说，阿旺的脸上有伤，像是被打了。”

    林默涵的手停在半空。

    “打得很重？”他问。

    “左眼肿了，嘴角破了。张律师问他谁打的，他不说，只说自己活该。”陈明月的声音很低，“默涵，我觉得……阿旺可能不是偷东西那么简单。”

    林默涵放下筷子。

    他想起下午刘副局长说的话——“人赃俱获”。如果真是偷一包白糖，船员最多扭送警察局，不会动手打人。除非……

    “除非抓他的人根本不是船员，而是特务。”林默涵缓缓说，“他们打他，是想逼问关于贸易行的事。关于我的事。”

    阁楼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陈明月的手紧紧攥着衣角：“那阿旺会不会……”

    “不知道。”林默涵实话实说，“如果他只是个普通工人，什么都不知道，那挨顿打也就过去了。但如果他知道些什么，或者特务以为他知道些什么……”

    后面的话他没说，但两人都明白。

    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被特务抓走的人，很少有能完整回来的。就算回来了，也可能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被恐惧和酷刑摧毁了灵魂的人。

    “我们要不要……”陈明月的声音在颤抖，“要不要转移？现在就走？”

    林默涵闭上眼睛。

    理智告诉他，现在走是最安全的选择。阿旺只是个临时工，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特务的审讯手段层出不穷，万一阿旺在无意识中透露了什么细节，比如贸易行的作息时间，比如阁楼偶尔传出的奇怪声响……

    但他不能走。

    至少现在不能。

    台风计划提前到三月，他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到情报。如果现在转移，意味着要放弃高雄的所有关系网，重新在陌生的地方建立据点。一个月，根本来不及。

    “再等两天。”他睁开眼睛，声音坚定，“等阿旺放出来，看看情况再说。”

    “可万一……”

    “没有万一。”林默涵打断她，“明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完成任务。如果现在撤，任务就失败了。”

    陈明月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她站起身，收拾碗筷。走到门口时，她回过头，很轻很轻地说：“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跟着你。”

    门轻轻关上了。

    林默涵独自坐在阁楼里，窗外是高雄的夜色。远处的港口灯火稀疏，像散落在黑丝绒上的碎钻。更远处，是漆黑一片的大海，海的那一边，是他的故乡。

    他从怀里掏出怀表，打开表盖。

    女儿的照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他伸出指尖，轻轻抚摸照片上女儿的笑脸。

    “晓棠，爸爸可能……要失约了。”

    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但他知道，有些约定，注定无法实现。就像他答应过妻子，一定会平安回家；就像他答应过女儿，等她上学时教她写第一个字；就像他答应过那些牺牲的同志，一定要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去祭奠他们。

    可现实是，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他把怀表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十八岁那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宣誓加入地下党；二十四岁，和妻子在南京举行简单的婚礼，没有酒席，只有同志们送的几本书；二十六岁，女儿出生，他在产房外激动得哭出来；三十岁，接受潜伏任务，和妻子女儿告别，妻子只说了一句“我们等你”；三十二岁，踏上台湾的土地，第一次看到高雄港的夕阳……

    这一生，好像总是在告别。

    但这一次，可能是永别。

    林默涵睁开眼睛，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冷风灌进来，吹散了他心头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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