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

    高雄港的新年冷清得异样。

    往年这个时候，码头早该挤满了返乡过年的船工，空气里弥漫着年糕的甜香和鞭炮的硝烟味。可今年，戒严令从除夕延续到初一，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穿黑制服的特务们像乌鸦般立在街角，阴鸷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窗户后，轻轻撩开百叶窗的一条缝隙。

    街对面的“陈记米铺”门口，两个戴礼帽的男人已经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一个假装看报纸，另一个在逗弄路边的小孩——手法笨拙得可笑，连小孩手里的糖葫芦都被他吓得掉在地上。

    “第七天了。”陈明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很轻。

    林默涵放下百叶窗，转身接过她递来的茶。茶是新沏的铁观音，水温刚好，茶汤澄澈。陈明月这些日子学泡茶学得很用心，她说如果总要演一个富商太太，就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无懈可击。

    “张启明那边有消息吗？”陈明月压低声音问。

    林默涵摇摇头。

    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张启明，是他们三个月前发展的情报员。原本计划趁着春节假期，军官们都放松警惕时，让张启明复制一份“台风计划”的兵力部署图。可除夕夜约定的联络时间过了，张启明没有出现。

    这不是好兆头。

    “魏正宏亲自来了高雄。”林默涵喝了口茶，茶香在舌尖化开，却压不住心底的焦灼，“军情局三处的少将处长，不在台北过年，跑到高雄来，说明这里有他必须盯着的‘大鱼’。”

    陈明月的脸色白了白：“你是说……我们？”

    “不一定。”林默涵放下茶杯，走到书桌前，摊开账本，“也可能是其他线上的同志。但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每一步都要加倍小心。”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贸易行的往来账目——蔗糖出口香港，棉纱进口日本，橡胶转口新加坡。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每一张单据都经过海关盖章。这是他用了四个月时间精心编织的保护网，一个看起来干净得发亮的商人身份。

    可他知道，在魏正宏那种人眼里，太干净本身就是疑点。

    “下午要去港务局拜年。”林默涵合上账本，“按照本地习俗，新年要给有来往的官员送红包。港务处的王处长、海关的李科长、警察局的刘副局长，一个都不能少。”

    “红包已经准备好了。”陈明月从抽屉里取出三个红封，“王处长三百美金，李科长两百，刘副局长一百五。另外给他们的太太准备了绸缎，孩子准备了糖果，都在车里。”

    林默涵点点头。陈明月做事确实周到，这几个月来，她已经从一个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他不可或缺的助手。

    “你跟我一起去。”他说，“夫妻同去拜年，才显得正常。”

    陈明月应了一声，转身要去换衣服，走到门口又停住：“默涵……”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张启明真的出事了，我们的联络站要不要转移？”

    林默涵沉默了片刻。

    转移意味着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意味着要重新寻找据点、发展线人、编织新的身份掩护。在这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台湾，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但不转移，可能就是等死。

    “再等两天。”他最终说，“如果元宵节前还没有张启明的消息，我们就启动撤离预案。”

    陈明月点点头，推门出去了。

    林默涵重新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街对面那两个特务还在，只是换了个姿势——看报纸的改成了抽烟，逗小孩的跑去买了碗面，蹲在路边吃得稀里哗啦。

    他的目光越过他们，看向更远处的高雄港。

    港口的起重机在寒风中静立，几艘货轮停靠在码头，甲板上空无一人。海浪拍打着防波堤，溅起白色的泡沫。隔着这片海，在海峡的那一边，是他的故乡，是他的女儿晓棠，是他发誓要守护的万家灯火。

    他从怀里掏出怀表，打开表盖。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那是女儿周岁时拍的，胖乎乎的小脸对着镜头笑，两只小手在空中挥舞。照片已经有些发黄，边缘磨损，但女儿的笑容依然清晰。

    “晓棠……”他轻轻抚摸照片，“爸爸一定回家。”

    ------

    下午两点，黑色轿车驶出贸易行后巷。

    林默涵坐在后座，陈明月坐在他身旁。司机老吴是组织安排的人，四十多岁，话不多，但开车技术一流，对高雄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

    车子先驶向港务局。

    新年里的港务局大楼显得有些冷清，门口值班的警卫抱着枪打瞌睡。林默涵让老吴在车里等，自己提着礼盒，陈明月挽着他的手臂，两人像一对寻常的商人夫妇，笑吟吟地走进大楼。

    “王处长，新年好新年好！”林默涵在处长办公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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