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热粥一件棉袄比起来，没什么要紧。

    她盯着掌心的玉佩看了一会儿，利落地找了根红绳穿了，挂在脖子上，塞进衣襟里。

    去沪上而已，又不是去寻亲。只是为了给爹治病，为了多挣几块大洋。这玉佩——就当是个护身符吧。

    三日后，天还没亮透，贝贝背着一个小包袱上了去沪上的客船。船是小火轮改的客货两用船，甲板上堆满了箩筐和麻袋，船舱里挤了二十几号人，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味、鱼腥味和汗味混杂的气息。贝贝找了个靠窗的角落蜷着，把包袱抱在怀里，看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后退、变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

    船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嘈杂声骤然变大了。贝贝从半梦半醒中睁开眼，透过船舱的小窗望出去，整个人愣住了。

    水面骤然开阔，两岸不再是小镇的矮房垂柳，而是连绵不绝的码头、厂房和烟囱。大大小小的轮船、驳船、舢板在江面上穿梭，汽笛声此起彼伏，尖锐而急促。码头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扛包的、拉车的、叫卖的，挤得水泄不通。远处矗立着一排排高楼，灰扑扑的，却高得让人仰头也望不到顶。

    这就是沪上。

    贝贝抓紧了怀里的包袱，深吸了一口气。河风灌进来，带着江水特有的腥涩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大城市的焦灼气息。

    船靠了岸，她随着人流挤下船。码头上比远看时更乱，她还没来得及站稳，就被一个扛着麻袋的码头工人撞了个趔趄，踉跄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子。周围的人行色匆匆，没有人多看她一眼。

    贝贝整了整被撞歪的包袱，抬头看了看面前这座巨大的城市。楼太高，街道太宽，人太多，一切都远远超出了她的认知。

    但她没有太多时间发愣。身上总共只有三块大洋和两角小洋，是她全部的路费和盘缠。她得先找到葛老板说的那条“锦云街”，据说那条街上全是绣坊和绸缎庄，是沪上绣品行的集中地。

    锦云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贝贝问了七八个人，有人听不懂她的水乡土话，有人不耐烦地挥挥手就走，最后是一个卖馄饨的老伯给她指了方向。等她终于找到那条街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锦云街比她想象中窄，两边的店铺倒确实都是绸缎刺绣一类，但门脸有大有小，大的装潢体面、橱窗明亮，小的就一间窄窄的门面，招牌都褪了色。贝贝一家一家地看过去，专找门口贴了“招工”字样的铺子问。

    第一家的老板娘上下打量了她一眼，操着一口沪上话说：“阿拉要的是熟手，小姑娘侬做过几年？”

    “三年，”贝贝答，“绣坊里做了三年。”

    老板娘的目光在她那身打着补丁的衣裳上停了停，嘴角往下撇了撇，摆摆手：“行啦行啦，回去再练练。”

    第二家干脆连招工条子都没贴，贝贝刚开口问，里面的伙计就把她往外赶。

    第三家是个绣庄，叫“云裳记”，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橱窗里摆着几幅绣品，针脚细密，配色雅致。贝贝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觉得自己的手艺应该够得上这里的门槛，这才鼓起勇气走进去。

    掌柜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葛，就是贝贝在水乡时认识的那位葛老板的远房堂姐。她看了贝贝带来的一小幅样品——帕子上绣的一枝白兰花，针法虽然简单，但花瓣的层次分明，线条灵动，有股子活气——沉吟了一会儿，说：“包吃住，头三个月是学徒工钱，一个月四块大洋。转正了再看手艺定工钱。”

    贝贝心里算了一下，四块大洋比在家时多一块，还省了食宿开销，咬了咬牙应了。葛掌柜看她答应得干脆，脸色和缓了些，又嘱咐了几句规矩，末了指了指楼梯口的方向：“学徒住后院阁楼，八个人一间，你自己上去找铺位，把东西放下，明早六点上工。”

    贝贝道了谢，背着包袱爬上那道又窄又陡的木楼梯。阁楼比她水乡家里那间还小，靠墙一溜地铺，已经住了七个人，只剩下靠门口的一个空位，离窗户最远，又暗又潮。她把包袱放下，在地铺上坐下来，背靠着冰凉的木板墙，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第一夜，贝贝躺在硬邦邦的地铺上，听着窗外弄堂里各种嘈杂的声音——邻居家的收音机、楼下吵架的夫妻、远处巡捕房的警哨——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把脖子上的玉佩掏出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看着上面那个小小的“莫”字。

    “莫。”她无声地念了一遍。

    这是她唯一跟自己来历有关的线索。但她现在没心思去想这些。养父还躺在医馆里等着药钱，养母一个人撑着那个家，她得尽快站稳脚跟，尽快寄钱回去。

    她把玉佩重新塞回衣襟里，阖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透，贝贝就被隔壁铺位的女学徒摇醒了。从那天起，她的沪上生活正式开始了。绣坊的活计比她预想的更重——从早到晚坐在绣架前，一绣就是十几个钟头，中间只有两顿饭的工夫可以歇一歇。但贝贝不怕吃苦，她的针法本来就比一般学徒好，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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