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棍砸在莫老憨的后背上。然后是第三棍，第四棍。莫老憨终于倒了下去——不是跪，是侧着身子倒的，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根鱼叉，指关节白得像石头。他蜷缩在地上，血从额角淌下来流过眼睛又流进嘴角，他动了动嘴唇说了句什么——岸上的人没听清，但阿贝听清了。她爹说的不是“救命”，是“都别下来”。

    她已经冲下去了。她是阿贝，她不是“莫老憨的女儿”，她是那个六岁学游泳敢从最高的石头上往湖里跳的女娃，是那个十二岁独自一人驾船穿过暴风雨的渔家姑娘，是那个跟养母学刺绣能在绣绷前一坐就是六个时辰的巧手，也是那个跟养父练拳能把码头上的野小子揍得满地找牙的愣头青。她从土坡上冲下来的样子，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像一只被激怒的鱼鹰——快、狠、不给自己留退路。她手里没有武器，但她经过码头边堆放渔网的地方时顺手抄起了一根竹篙，竹篙头带着铁钩，被她抡圆了劈头盖脸地砸过去，硬生生把挥第四棍的那个打手砸退了三四步。竹篙弯了，铁钩断在地上，她又抄起了半截船桨。她把船桨横在身前，挡在她爹前面，胸口剧烈起伏，满脸通红，全是汗和泪，但没有声音。她张开嘴想喊，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只发出一声嘶哑的、带着胸腔共振的低吼。

    这场以少敌多的对峙没有持续太久。黄老虎的人被这个不要命的丫头镇住了片刻，但也只是片刻。其中一个绕到她身后一棍扫过去，阿贝闪了一下没被扫到腿，但脚下一滑从码头边缘翻进了湖里。水花四溅，她被初春冰冷的湖水瞬间吞没，但不到十秒，她的头就从十几米外的芦苇荡边上冒了出来——她的水性南塘镇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她浑身湿透地爬上岸，还要再冲，被几个渔民死死拽住了胳膊。

    “够了，阿贝，够了！”拽住她的是隔壁的陈婶，声音里全是哭声，“你爹还活着，你别再上去送死了！”

    阿贝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石板，全身的肌肉还在往码头的方向用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和湖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透过模糊的视线，她看见黄老虎走到她爹面前，弯腰说了几句话，然后带着人扬长而去。那两颗铁核桃在他口袋里碰撞，发出咯咯的脆响，像什么东西被碾碎时从缝隙里挤出来的声音。

    当天晚上，南塘镇下了一场雨。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瓦片上叮叮咚咚地响了一整夜。

    莫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莫老憨躺在里屋的床上，郎中已经来过了，说伤了骨头，但没有性命之忧。养母坐在床沿，攥着丈夫的手，眼睛肿得像核桃。阿贝跪在床前，头发还没干，身上的湿衣服也没换，就那么在床前跪着。她跪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窗外的雨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反反复复了好几轮。

    “阿贝。”莫老憨睁开眼睛，声音很轻，但很清楚。他看着阿贝的目光还是那样，慈爱，温和，像一个看穿了所有苦难却依然没有被打败的人。

    阿贝把耳朵凑过去。“爹，你疼不疼？”

    “爹不疼。”莫老憨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塞进她手里——是那半块玉佩，用一个褪了色的红布袋子装着，贴着胸口放了很久，拿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体温。“拿着。爹一直没告诉你这块玉的来历——当年在码头上捡到你的时候，它就戴在你脖子上。我跟你娘琢磨着，你多半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家里遭了什么难才流落到这里。爹没用，没能给你好日子，也没能帮你找到亲生爹娘。这块玉你收好，往后到了外面，也许能帮你找到自己的根。爹看得出来，南塘这个塘子装不下你了。你的路在外头，比这个湖大。”

    阿贝握着玉佩，那块温润的玉石在她掌心里微微发烫。她低头看了看上面的纹路——半朵花的形状，只有半边，线条从切口处断开，像是被什么东西生生从中间劈开的。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块玉。从小到大，养母把它缝在她的贴身衣服里，说这是护身符，不要摘。她没有问过为什么，因为南塘镇的孩子从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管吃饭、长大、干活、活下去。但今晚她忽然想问一个被压了十七年的问题了：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第二天一早，阿贝坐在灶前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脸上的泪痕烤干了，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她烧了一锅水，给爹熬了药，给娘煮了粥。然后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把院子里的柴劈好码齐，把爹的鱼网补了最后几个破洞。她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完，每一件都做得很慢，很认真，像是要把往后很长一段时间该做的活都一次做完。然后她走进自己的小屋，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藤条箱子。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一包干粮，还有她攒了三年的全部积蓄——三块银元、一把铜板。她把玉佩重新戴回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贴着心口。然后她走到里屋，跪下来给莫老憨和养母磕了三个头。

    “爹，娘，阿贝去沪上。挣了钱，寄回来给爹治伤。找到了根，回来告诉你们。”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但她的眼眶是红的。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红，是那种忍了很久、忍到眼泪都倒流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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