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绣艺博览会的开幕时辰定在上午九点，但阿贝七点就到了。

    不是她积极。是她一夜没睡着。周老板借她的那件衣服就挂在床头，月光从阁楼的小窗照进来，把衣服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另一个人站在她床边。她翻来覆去地看那个影子，翻到半夜索性坐起来，对着墙上的影子说话。说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些“别怕”“别丢人”“别让人看出来你是乡下姑娘”之类的废话。说到最后她把自己说笑了——一件衣服的影子而已，又不是神仙，拜它有什么用。

    但此刻她站在博览会展厅门口，觉得那件衣服确实有神仙的法力。这是一件墨绿色暗花缎的倒大袖旗袍，滚着极细的香槟色绲边，立领不高不低，刚好卡在她下巴下方两指的位置，逼她把脖子挺得笔直。周老板说这件衣服是二十年前沪上最时兴的款式，现在穿出去也不算过时——沪上的时尚是转圈的，二十年转一圈，转回来就叫复古。阿贝不懂什么叫复古，她只知道自己穿上这件旗袍之后，走路不敢迈大步，笑不敢露牙齿，连呼吸都自动调成了浅档。她想，这大概就是沪上女人厉害的地方——不是衣服束缚了人，是人主动钻进衣服里，然后告诉全世界，这是我选的。

    “紧张？”周老板站在她旁边，也在整理自己的衣襟。她今天穿的是一件藏青色暗纹旗袍，料子比阿贝那件素净，但剪裁更考究，一看就是老师傅的手艺。她的发型也换了，不再是平时随意挽的道姑髻，而是梳了一个光洁的低髻，簪了一根银簪子。阿贝盯着那根簪子看了半天，心想，周老板年轻时候肯定是个美人。现在也是，只是美得比较凶。

    “有一点。”阿贝老实承认。

    “紧张就对了。”周老板说，“不紧张的绣娘不是好绣娘。我当年第一次参展的时候，紧张得把展品名字报错了，把《百鸟朝凤》说成了《百凤朝鸟》。底下哄堂大笑。我当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展厅铺的是洋灰地，无缝可钻。后来我就站在台上等他们笑完，然后说了一句话——‘凤也好，鸟也好，能飞的就是好的。’”她转头看阿贝，“你知道台下怎么着？”

    “怎么着？”

    “他们不笑了。”周老板说，“沪上这个地方，你越怕，他们越笑你。你不怕了，他们就怕你。”

    阿贝把这句话在心里嚼了三遍，跟着周老板走进了展厅。

    展厅比她想象的大得多。原本她以为就是几间屋子打通了摆几张桌子，但她看到的是一座真正的洋楼——穹顶有三层楼高，悬着水晶吊灯，灯光打在打过蜡的柚木地板上，反射出一层蜜糖色的光。展厅被分割成几十个小隔间，每个隔间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参展绣坊的名字和编号。锦霞庄的位置在展厅东侧，编号第17号，不算最显眼，但也绝不偏僻——周老板说这个位置是宋先生特意调的，原来给的是角落，宋先生看完《水乡晨雾》之后亲自把编号牌从第41号换到了第17号。

    阿贝听到“第41号”的时候心里一惊。41在江南是个不吉利的数字，“41”就是“死要”。她养父每次出海前都要念叨一句“不走41道”，意思是避开不吉利的航线。她自己倒不在意这个——她在江南水乡长大，渔民的忌讳她知道的不下百条，但她一条都不信。养母说得对，她天生是个“破忌”的命——被遗弃没死，就是破了死忌；被收养没饿死，就是破了穷忌；来沪上没淹死在苏州河里，就是破了水忌。一个破忌的人，有什么好怕的？

    但此刻她站在这间洋楼的穹顶下，心里还是有点发毛。不是因为展厅有多气派，而是因为展厅里的人。现在还不到开幕时间，但各绣坊的人都已经到齐了。阿贝放眼望去，每一个隔间里都站着一个“周老板”——不是真的周老板，而是那种神情，那种姿态：脊背挺直，下巴微收，双手交叠在腹前，目光平静而锐利，不东张西望，不交头接耳。她们穿的衣服颜色各异，但款式出奇一致——全是改良旗袍，全是暗花缎面，全是恰到好处的滚边。阿贝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墨绿色旗袍，忽然觉得自己不是穿了一件衣服，而是穿了一套密码。这套密码在江南没用，在沪上却通行无阻。谁能读懂这套密码，谁就是“自己人”。

    而她，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要假装自己也是。

    上午九点整，开幕钟声敲响。不是钟，是主展厅门口那架西洋座钟，报时的声音很沉，像有人在水底敲了一口钟。钟声落后，一个穿西装戴金边眼镜的男人走上主展台——正是宋先生。他清了清嗓子，用那种半沪语半官话的腔调介绍了本次博览会的宗旨，什么“发扬国粹”“促进交流”“融汇中西”，阿贝一句都没听进去。她的眼睛一直在扫展厅入口，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就是一件她不知道的事。这种感觉以前在江南也有过——每次台风要来之前，她的左眼皮会跳三下，跳完第二天准变天。今天眼皮没跳，但心跳得比平时快，不是紧张，是预警。

    她的预警从来没错过。

    上午十点半，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参观的人潮涌进来，像苏州河开闸放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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