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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让我联想到欧洲学者荣格的一个论断。荣格认为很多哲学家都在研究各种概念，终于有一天，哲学家研究起自己来了。他认为，这个转折是从尼采开始的。王阳明相信朱熹心胸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很想建议朱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自己的心，通达天地万物。

    研究心学，必然要触及一个核心课题：心的本体是什么？王阳明回答，心的本体是“良知”。

    “良知”，这个概念孟子也提过，是指一种不必经过考虑和学习的道德本能。王阳明顺着孟子的意思延伸，却不把“良知”看作一时一地的偶尔爆发，而是看作整个心的本体。这说明，这位哲学家对世间人性，具有充分的信心和高度的期许。

    在王阳明看来，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必然潜藏着人之为人的伦理元素，这是无染的人性、纯粹的天理。一个人不必向外东张西望，只要把自己当老师，细细探挖心底的宝藏，就会让自己面貌一新，甚至成为圣人。

    王阳明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基因，为什么多数人不能成圣呢？因为良知的本体被污染了。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蔽”。

    因物欲，良知昏蔽了，连原本用不着考虑便能霎时爆发的人道行为、伦理责任也昏蔽了，连凭着瞬间直觉就能作出的是非判断也昏蔽了。

    按照王阳明的意思，从此不要说谁“没有良知”，只说“良知昏蔽”。因此，新的责任就来了：“去其蔽”。

    由于物欲，良知遇到了善恶的问题。因此，“去其蔽”，主要是去其恶，然后才能谈得上去对付其他毛病。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看得很严重。他一方面确认每个人心底都有良知的宝藏，另一方面又确认这些宝藏时时刻刻都处于盗贼的觊觎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盗窃一空。而这种盗贼正是由物欲所滋养，躲在人心之中。因此，心的本体是良知，而良知边上是盗贼。要想驱除盗贼，非常艰难，因为人们很难识别他们各种各样的面目。所以，王阳明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句话出自一个长期在山中剿匪、平叛的将军之口，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历史证明，他破“山中贼”很成功，但作为一个心学大师，他更在乎破“心中贼”。破“心中贼”，就是以善去恶。

    对于由良知带出来的善恶问题，王阳明考察得比朱熹完整。在暮年他曾经留下过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这“四句教”非常重要，被他自称为“宗旨”。他坚持了心体本源的纯净无染，指出善恶之分产生于物欲和意念。在这中间，良知可以本能地判别善恶，因此接下来的就是行动了，那就是“格物”。

    在王阳明这里，“格物”的概念与理学家们有很大的不同，变成了一个非常主动的行为。那就是不光是观察，而且要“摆正”各种事物了。“格物”在这里的意思，是“正物”。“正物”，首先是摆正善恶，不要在心里造成善恶颠倒，或善恶不知。因此，又可以看成“正心”。

    良知需要被保卫。保卫有静、动两途。静途保卫，是自我反省，静坐调息，让良知本体有一个安静、安全的存养地。动途保卫，是实事磨炼，即在行动中显现良知，体认良知。

    这种行动，就牵涉到王阳明的另一重要思想“知行合一”了。

    “知行合一”说法，人们常作通俗理解。例如，规劝人们不要满口空话、不谙实务，也不要只知蛮干、昧于认知。这样的理解当然也不错，但王阳明还是别有深意。

    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勉强首肯“先知后行”、“知行并进”的做法，但在哲学中却不予认同。他认为，这类做法还是把知、行分开了。他认为，知、行不可分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不行为未知，行而不知为无行。

    对于这个问题，他用了著名的“好好色”、“恶恶臭”的比喻。按这个比喻，一个人看到了美丽的花朵就本能靠近，闻到了腥臭的气味就立即掩鼻，中间不存在一个判断、分辨、推理的过程。“看到”、“闻到”就是“知”；“本能靠近”、“立即掩鼻”就是“行”。在这里，知、行完全弥合，没有一丝缝隙。

    由此，王阳明进一步断言，没有“行”，也就没有“良知”。以“行”来完成“良知”，就叫“致良知”。“致”是一个动词，有抵达之义。以“行”抵达，“良知”就出场了；无“行”抵达，“良知”就不存在。

    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知”和“行”，并不是“你先走，我跟上”的一对夫妻，也不是“肩并肩，手拉手”的情侣，而本身就是同一个人。

    王阳明本人，是哲学家和实干家合于一体的最佳范例。因此由他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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