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之惑
何控制,因此开始出现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这种文明的权力,开始强加于人。既然握有文明的名义,强加者一方总觉得理所当然。就说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吧,司马迁说:“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轩辕氏即是黄帝,于是,黄帝就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现在谁都知道,他们都是文明的创建者,但各方都把对方看成野蛮力量,只把文明归于自己。
因此,他们都因文明打在一起了,打的方式和结果,比野蛮更为野蛮。
因此,文明与原先自己想摆脱的野蛮“冤家重逢”,居然呼唤了野蛮,组织了野蛮,实施了野蛮,扩张了野蛮。
但是,文明在做这些坏事的时候,都举着文明的旗帜,例如所谓“修德振兵”。举旗者中,有部分是伪装,大多数连自己也相信了。至于追随者,基本上都相信。这就是实施野蛮所必需的愚昧。于是,在文明的旗帜下,野蛮和愚昧集结成了超强的规模,摧残着人类自身。
其实,除了战争之外,文明的其他项目,也都会因自以为是,强加于人,欺凌弱小,与文明的主旨背道而驰。
这实在是人类从文明起点上就开始进入的一个误区,悠悠数千年,越陷越深。直到今天,人类还在以最文明的理论,张扬着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即便在小范围里,也习惯于用最道义的借口残害对手,剥夺财富、悖逆人道。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人类在古代社会中经历了“蒙昧——野蛮——文明”的三个阶段,他虽然注意到了这三阶段的交叉和混杂,却不知道其间的逆反和互包。也就是说,天真的进化之梦,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概念分割,实际上,文明时时刻刻离不开蒙昧和野蛮,它本身就融化着愚昧和野蛮。
最早把这一点看透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哲学家老子。
老子毕生立言精简,未曾专论文明,却对人们放在“文明”框架内的一切,都深深皱眉。例如,他不相信神圣、智慧、仁义、功利、孝慈,不相信善恶和美丑之间有绝对的界限,更不相信人们在不断讲述着的各种高尚概念。
他认为正是这些概念,这些名号,这些执着,以及由此引起的奋斗、争逐,把天下搞乱了。人类自以为明白了很多道理,其实是越来越愚昧。
按照他的理论,多说不如少说,甚至不说,因此他不说下去了。把这个问题充分展开的,是佛教,我在以后还要专门讲述。
三
在我们的自身经历中,文明主要是以教育方式、评级方式、阅读方式、宣传方式出现的。每一个方式,似乎都源远流长,**堂皇,理直气壮。其实,即便在它们最神气的时候,也潜伏着自欺、自渎的逆反力量。
最明显的是,在教育中,文明的因素扩充为刻板的理念,分割成固化的组合,延伸成冗长的序列。这对于招收学生、开班上课是需要的,但是与文明的深层灵魂却已严重脱离。
文明的深层灵魂,永远处于生气勃勃的创造状态,所以必然是精干、活跃、变动的。一旦刻板和冗长,“它就不再是它”。教育,在完成必要的基础打理后,主要是让学生按部就班地接受这种“它就不再是它”的课程。
从这里开始,文明已走向了反面。
据我研究,在那些古代文明的废墟中,曾出现过很多学校、学园、教师、学生。那里涌集过很多书籍、演讲、辩论、评判。这一切,看上去是文明的强化,但当文明遇到严重侵扰,那里并没有出现过有效对抗。反而,由于连篇累牍,连早期文明的筋骨也被埋没了。文明变得庞大、臃肿、繁琐、艰涩,多数民众都很难接受,必然地失去了群体支撑。文明,也就蹒跚难行。
这样的文明,让人畏惧,让人厌烦,最后只得让人割舍,成为苍苔斑驳的废墟。
其实,只要看看今天大学里的那些教材,那些课堂,那些论文,那些职称,大体也能推知古代废墟的成因。
即便在和平年月里,文明也会以历史来积聚仇恨,以理想来培养激进,以逻辑来鼓励偏执,并不断地擂响既有节奏又有旋律的鼙鼓。
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那么多恐怖主义的诉求,追根溯源,大多是因为这些地方文明的层积太厚,裂解的次数太多,形成了无法填平的深沟和险谷。
在联合国发布成立以来第一份文化宣言的当天,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有过很长的公开对话,其中提到因文明过度而造成文明冲突的“逆反规则”。我举了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子。
我说,上海的一个居民社区,百余年来五方杂居,早已朝夕与共,甚至多有通婚。这一天突然来了几个文化学者,调查社区百余年来不同的移民成分;追索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有过多少次冲突、殴斗、诉讼,其中又有多少冤屈和不公;接下来,他们又统计不同族群子女们成才的比例,犯罪的数字……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写出一篇篇报告和论文,在各种刊物发表。不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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