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扬，却非常享受自己的每一项谋划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又痴迷地设想着后续步骤。这就让我对官位产生了依附，似乎越来越离不开了。

    三

    “官位之惑第三阶”，是开始面对升迁。

    只要做了官，迟早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碰到得特别早。那是因为，我处在一个特殊年代。“**”结束后，老干部们集体“官复原职”又集体“退居二线”，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位置都空出来了。当时如果有一个官员年纪轻，文化高，又能管理，很可能像“坐火箭”一般被提升。我当时已经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官员，又身处“坐火箭”态势最集中的上海，很自然，就有一大堆省、部级的官位等着我。而且，那些官位为了争夺我，还发生了不少故事。

    一次次长时间的谈话，一个个听起来那么显赫的职位，一度形成了一种拥塞状态。开始我也不无兴奋，一切年轻男子听到那些千山皆知、万里俱闻的响亮名号随时可以落到自己身上，都会产生一种生命力的冲动。这似乎是一种最通俗的人格信赖，显示自己有能力成为一项全国性事业的权力顶端。

    这时候，又会暗暗与这些显赫职位上的各个“前任”作比较，必然会发现他们的诸多弊病，自己的诸多优势。这一来，任何畏怯、谨慎都不存在了，自己已经处在“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状态。

    我似乎很难摆脱。换言之，“官位之惑第三阶”，对我也极具杀伤力。

    幸好，谢天谢地，还是正觉救了我。

    我渐渐冷静了。

    四

    我是怎么冷静下来的呢？不妨多讲几句。

    我发现，在我们的体制中，专业的地位不太重要。开始一直认为，自己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国内唯一通晓全世界各大戏剧学的戏剧学院院长”，后来才知并非如此，而是“一个颇有工作能力又广受拥戴的正厅级官员”。后面这一种身份，虽然听起来也不错，却让我成了一个官场的“通用部件”。若要说“专业”，那就是“专业官僚”。我看了一下集中向我扑来的那么多更高的官位，无论是部长、副市长，还是主任、副主席，都要求凌驾各个不同的领域，说着差不多的话，开着差不多的会，听着差不多的汇报，作着差不多的指示。几乎所有来劝我升迁的官员都诚恳地说：“从一个小范围的学者，变成一个大范围的领导，不要舍不得原来的专业。”

    但是，我还是舍不得。我在写作《世界戏剧学》过程中，精研了世界各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文化史、艺术史、美学史，并用自己的判断进行了完整论述。在此之后，我又连续完成了开创性的《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让中国和世界在美学上互相认识，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大事，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如果半途放弃，会造成历史缺憾。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懂得，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是现场考察，亲自抵达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全部重要遗址。这是一个需要行走万里的巨大生命工程，具体方案当时还没有形成，但已经感觉到比我已经完成的每一项学术工程都更加重要。而且，在敢于拼死冒险的勇气上，文化领域似乎还无人能与我相比。

    这么一想，官位在我心中就轻如鸿毛了。很多高官劝我把官位和文化同时兼顾，但我心中明白，这在时间和心态上都不可能。

    我这个人，对于想明白了的事情，绝不违心敷衍。我在灾难时期的全部经历，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我知道生命如何无聊，又如何闪光；我知道心灵如何蒙蔽，又如何明亮；我知道自由如何被冻，又如何融化；我知道独立如何遗失，又如何找到。于是，我的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辞职。

    辞职的过程非常艰难，我整整辞了二十三次，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没有犯错误的情况下辞职。这个经历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朋友打赌发誓，说我的辞职绝对不可能被批准。如果批准了，他们也都会跟着辞。其实，真正下定了决心，怎么会辞不掉呢？

    有趣的是，那些朋友一个也没有跟着我辞职。我扭身向后看，一直只有自己的一行脚印。

    五

    辞职，是我“破惑”的结果，因此对于辞职后的日子，没有一天不适应。

    不错，身边的一大群“处级官员”不见了，随便讲一句话就有人点头执行的架势不见了，从此跟随我的，只有一身薄棉衣，一双旧跑鞋，一片大沙漠。

    但是，我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先是穿过一片荒原到了唐朝，久久流连，不愿出来。于是，我心中早已萎缩的文思全盘复活，可以与李白、杜甫、王维畅快对话了。更重要的是，我对今后未知的每一天都充满悬念，充满好奇，充满惊喜，终于让生命拔离了天天都在重复的行政规程。

    但是，我在这种心情中，一点也不会嘲弄仍然在位的朋友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不少朋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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