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也拿出书来看。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宿舍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书上，照在他们手上。暖暖的，像母亲的手。

    二月十三日，考研前一天。

    河生没有再看书。他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整理好，放在桌上。然后他走出宿舍，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他注意到，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小小的，嫩绿的，像一个个小疙瘩，憋着劲儿要往外钻。草坪上有了绿色，枯黄的草下面，新草冒出来了，细细的，软软的，像婴儿的头发。春天快来了。他想，等春天来了，妈的病就会好了。

    他走到校门口的小卖部，给医院打了个电话。护士说，母亲的情况稳定了，出血点已经止住了，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他松了一口气，眼泪差点掉下来。

    “妈，我明天考试。”

    “好好考。别挂念我。”

    “妈，您要好好的。等我考完了，就回去看您。”

    “好。我等你。”

    二月十四日，考研第一天。

    河生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了，轻手轻脚地洗漱，收拾好东西。赵磊还在睡觉，鼾声均匀。刘建国的床上已经空了——他也考研，也报了孟教授的研究生。他们是对手，也是朋友。

    他走出宿舍楼，天还没全亮。路灯还亮着，照得路面昏黄黄的。空气很冷，吸进去像喝冰水。他缩了缩脖子，加快脚步，往考场走去。

    考场设在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周围的考生陆陆续续地来了，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发呆，有的在紧张地搓手。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但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金色——太阳快出来了。

    第一门，政治。

    卷子发下来，他扫了一眼，心里有底了。选择题不难，辨析题也不难，论述题是“试论***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他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笔在纸上沙沙地走，像春蚕啃桑叶。他写得很顺，脑子里的东西像水一样流出来，不用想，就自己流了。他写了***的南方谈话，写了改革开放，写了香港回归，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了两个多小时，写满了答题纸。

    走出考场，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照在梧桐树上，枝条上的芽苞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一颗颗小珠子。他站在教学楼前，深吸了一口气。空气还是冷的，但比早上暖了一些。他想，妈，我考得不错。您放心。

    下午，英语。

    这是他的强项。卷子发下来，他先看了作文题目——“The Importance of Perseverance”。他想了想，写了一个从黄河边走到上海的故事。没有写自己，写的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永不放弃的人。他写得很顺，词汇和句式从脑子里涌出来，像黄河的水，挡都挡不住。

    考完英语，天已经黑了。他走出考场，路灯亮着，照得路面明晃晃的。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妈，英语也考得不错。您放心。

    二月十五日，考研第二天。

    上午，数学。这是他最拿手的科目。卷子发下来，他一道一道地做，像在走一条熟悉的路。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每一道题都似曾相识，每一道题都做过类似的。他做得很顺，笔在纸上飞快地走，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他检查了一遍，改了一个计算错误，然后交卷。走出考场的时候，监考老师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惊讶。

    下午，专业课。船舶工程综合。这是他的命，是他这辈子要做的事。卷子发下来，他先看了最后一道大题——设计一艘护卫舰的船体结构，计算它的总纵弯曲强度，并用有限元法校核局部强度。他笑了。这道题，他在课程设计里做过，在毕业论文里做过，在梦里做过无数次。他拿起笔，一步一步地写。公式、推导、计算、校核。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每一个数字都精确无误。他写了两个小时，写了满满六页纸。

    考完最后一门，他走出考场，站在操场上，深吸了一口气。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操场上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晒太阳。他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忽然觉得，世界真美好。

    他回到宿舍，赵磊问他：“考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啥意思？”

    “应该还行。”

    赵磊笑了：“你每次都这么说。然后成绩出来，又是第一。”

    河生没说话。他坐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妈，我考完了。考得还行。您放心。

    二月下旬，河生回家了。

    母亲的病情稳定了，出院了。她坐在炕上，盖着被子，脸色还是蜡黄蜡黄的，但比住院前好了一些。看见他，她笑了。

    “考完了？”

    “考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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