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察觉的近乎恳求的意味：

    “韩主任，周师傅，小阳……毕竟同事一场，在一个屋里头待了这么多年，最后这点情分……我想，大家能不能……意思意思？

    不拘多少，几块钱，或者几张粮票、油票啥的，凑一点，托人给他家里捎去？

    听说他老娘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多少……也是一点心意。就当是……送送他？算个了结？”

    阳光明沉默着，必要的时候，他的那颗心硬如铁石。

    他内心平静无波，甚至觉得张玉芹的提议有些多余，像是对既定结局的一种软弱无力的粉饰。

    对李卫东，他没有任何怜悯，只有一种隐患彻底清除后的冰冷的平静，像擦拭干净的刀锋。

    但他不会让这种情绪流露分毫，脸上保持着一种符合年龄的、略带沉重的默然。

    韩鸣谦端着那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的搪瓷茶杯，看着杯口氤氲的热气袅袅上升，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形成一个深刻的褶皱。

    他显然极不愿再与“李卫东”这个名字产生任何形式的关联。

    但张玉芹的话，带着一种朴素的人情压力和同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他沉吟了足有半分钟，手指在温热的杯壁上摩挲着，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得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

    “私下里，力所能及，帮一把他家里，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记住，仅此而已。

    不要声张，不要有任何书面或形式上的东西。悄悄办了，就完了。”

    这就是默许了。

    周炳生一直低着头，听到这里，他推了推鼻梁上厚重的黑框眼镜，依旧没说话，但他始终记得李卫东曾经帮助过他。

    他慢吞吞地从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用蓝布缝制的、边角磨损的小钱包。

    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近乎刻板的认真。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钱包，从里面仅有的几张纸币中，抽出两张皱巴巴、边缘都起了毛的五元纸币，轻轻地、几乎无声地放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

    张玉芹立刻像是松了一口气，脸上挤出一点感激的神色，连声道：“谢谢周师傅！谢谢！”

    她自己也急忙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印着小碎花的旧布钱包，手指在里面摸索着，数出三张一元纸币和几张半斤的魔都市粮票，也放在桌上。

    阳光明也行动起来。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他平时积攒的一些零钱。

    他抽出两张相对平整的一元纸币和一张半斤的粮票——这些票证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冰箱空间能提供更丰富、更充足的选择，但此刻拿出来，却是最合适、最不易引人怀疑的“心意”。

    他把钱票放回信封，走回秘书组办公室，轻轻放在张玉芹桌上：“张姐，我的一点心意。”

    韩鸣谦最后也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两块钱，走过去，放在那堆小小的钱票旁边。

    他没再多说一个字，甚至没看那堆钱一眼，转身就回了自己那间小小的主任室，关上了门。

    几张颜色深浅不一、新旧各异的纸币和几张零散的、印着“魔都市粮食局”字样的票证，静静地躺在张玉芹那张堆满文件的桌面上，像一份沉重而寒酸的祭品。

    全部加起来，将近二十块钱和几斤粮票，不算少了。

    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对于李卫东即将面临的“劳动”生涯，以及他那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来说，仍然只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但这已是秘书组这几个人，能给予这位曾经的同事，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点带着复杂情绪的关联和微弱的温度。

    阳光明和韩鸣谦都明确表示了不想再与李卫东有任何直接接触，周炳生也沉默地摇了摇头，表示不便参与。

    张玉芹理解地点点头，脸上带着一种承担了某种使命的凝重。

    她麻利地把桌上的钱和票收拢起来，用一块洗得发白、印着淡蓝色小花的干净手绢仔细包好，四角对折，再紧紧裹了几层，最后塞进自己罩衫的内侧口袋里，还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晓得他现在关在哪里，想办法托个可靠的人送进去。放心，悄悄的，不声张。”

    她拿起那个小小的，却裹着几位同事最后一点复杂情谊的布包，步履略显沉重地走出了办公室。

    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阳光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窗外，骄阳炽烈如火，炙烤着大地，阳光依旧明晃晃地照在窗棂上。

    李卫东这个名字，连同他那张因嫉妒而扭曲的脸庞，终于如同投入汹涌黄浦江的一颗小石子，在时代浑浊而湍急的洪流中，彻底沉没，消失无踪，再也不会泛起一丝涟漪。